該文圍繞著蘇聯在西方的形象與其內部的真正實力之間的巨大落差，分析形成的原因、機制及其後果。雷文首先指出，自蘇聯誕生之日起，在西方的想像世界裡，這一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新型國家模式就沉浸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耀眼光環中。三十年代蘇聯工業化的進展，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的領土擴張，戰後蘇聯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縱橫捭闔，東歐衛星國的出現等已使蘇聯在四十年代中成為可與美國相提並論的世界第二大國。一九四九年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爆破成功，一九五三年引發第一顆氫彈，一九六一年加加林率先登上月球，所有這些自然是同一九四三年開始的由斯大林發起的科技間諜戰分不開的，但在不知情的西方輿論中，則完全是蘇維埃科學的成就。在赫魯曉夫下臺前後，蘇聯也儼然在經濟、戰略、軍事、科技、外交各個方面都是一個超級強國。七十年代雖有東西方一度緩和，但蘇聯形象並未因此而受損。不過，從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到一九七九年蘇聯出兵阿富汗，都使蘇聯的道德形象受到削弱，但其強大和霸權則獲得了加強。
該文作者認為，蘇聯這種形象的形成同西方政界尤其是軍界的蓄意誇大敵人之力量以為加強自我進行辯護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蘇聯政權自身以虛情營造形象操縱輿論的結果。虛報統計數字，誇大生產產量，隱瞞天災人禍等成為系統化的工具手段。在這些謊言的背後，是一系列不可謂不重要的「革命需要」。如為了維護斯大林「世界人民之父」的形象，為了加強蘇共的合法性，調動群眾的參與熱情，遮蓋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證明蘇聯模式的效率等等。六十年代，蘇聯實行單一作物制遇到重大挫折，蘇聯開動宣傳機器大力鼓吹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整個五十年代，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模式有趕超美、英資本主義的能力，蘇俄向西方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取得明顯收效。六一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會見南斯拉夫大使時表示，「蘇聯的原子彈和氫彈爆破迫使杜勒斯改變了政策，蘇聯的實力與日俱增。帶有核彈頭的導彈在蘇聯用流水線生產……」而實際上一九六二年，蘇聯僅有七十五枚洲際導彈，每年僅生產二十五枚，而此時的美國已擁有二百九十四枚洲際導彈，每年可生產一百枚。在蘇共巨大而有效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不僅蘇聯內部聽不到不同的聲音，而且製造和發動這架機器的人自己也為其迷惑。
作者認為，斯大林對蘇聯戰略上的不足是有認識的，但作為馬、恩的忠實信徒，他堅信社會主義政權有能力趕上英美，因而他向蘇聯強加硬性工業化運動，這一信念到赫魯曉夫也沒有動搖。宣傳的成功，使得蘇聯領導人自己也感到陶醉。直到六十年代中，蘇聯領導人都沒有能夠對蘇俄的歷史有稍許清醒的反省。
蘇共的反省是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的。但當時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的整個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蘇聯進行的一系列經濟和生產改革全部歸於失敗，原因是缺乏整體眼光，治標不治本，而同時為了遮掩改革的失敗，蘇聯其時在政治上推行強權，外交上實行搪塞政策，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強化了製造謊言的需要。
此後是安德羅波夫的上臺。安氏是較為清醒的，他不僅意識到蘇聯經濟的困境，也看到政治上的僵局，因而進行大膽改革，經濟上對西方開放，在人權問題上也開始鬆動，但安德羅波夫的猝死結束了改革，繼任的契爾年科屬於勃列日涅夫式的頑固派，改革的大旗要等到戈爾巴喬夫一九八五年上臺才能重新舉起來。戈爾巴喬夫是安德羅波夫一系的人，對蘇聯體系的脆弱有深刻瞭解，認為蘇聯的前途在於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尤其是結束那一套自欺欺人的謊言政治。於是一個以重組、透明度為口號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等各方面的大改革在蘇聯拉開了帷幕。然而，宣揚未來似乎可以治本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很快就天折了，它不僅沒有能夠解救蘇聯，反而引發了蘇聯這一超級強國的總危機。作者認為，有一點可以指出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本人過高地估計了蘇聯帝國對民族主義的抵抗力，過低地估計了改革的難度，過於相信那個制度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承受力。一句話，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仍是蘇聯長期流行的這種謊言文化的受害者。 (思想評論)
編後語：與今天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