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群體60％要求入黨的數字，正好與前些天媒體發布的另一數字相映成趣，經過調查，年輕人擁護中共政權的比例高達65％。觀者可以懷疑這些由官方發布的數字，但是只要親歷了六四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大概就不會再有多少置疑。被小康前景和實用主義浸泡的六四後一代，最關注的事物大都與深刻的思想、高貴的人性、清明的政治、人文關懷、超驗價值無關，而是對生活採取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主要興趣集中在時尚、出國、當官和未來的發財夢上。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名單醜聞，從另一個側面向人們展示出，包圍著當代年輕人的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何等程度！在他們未獲獨立生活之前，父母已經把他們浸入了特權意識和惟利是圖的大染缸。
一方面，他們大都是獨生子，享受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體驗不到社會底層的艱辛，何況一考上大學更成為家庭的寵兒和社會的驕子。他們被家庭嬌慣成絕對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被社會引導向富貴攀比和盡情追求高消費來享受人生。就是中了狀元的農村孩子中的大多數，所關心的並不是怎樣幫助農民改變受歧視的命運和擺脫貧困，而是畢業後怎樣變為成功的城裡人，人上人，從此徹底擺脫世代為農的命運。要說還想著農村，至多是幫助家裡人改善一下生活。
另一方面，中共的意識形態灌輸切斷了歷史，造成一代代人的記憶空白。儘管中共執政以後，大陸人歷經了難以想像的種種劫難，但是六四後一代基本沒有什麼銘心刻骨的苦難記憶，沒有對制度性鎮壓和警察國家的體驗，所以他們認為總是講反右啦大躍進啦文革啦六四啦，總是批評政府，總是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完全沒有必要。他們會以自身的富足生活和列舉出種種數字以證明中國的巨大進步，並對講述歷史苦難和現實黑暗顯得極不耐煩。他們所具有最大的社會激情就是民族主義，但是再強的愛國心也不會妨礙其實用主義的生存方式，從在網上大罵美國到爭著去美國留學之間，甚至連一點點心理波折或內心責問都沒有，很自然地罵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國留學了。罵的時候真的義憤填膺，坐上飛往波士頓的班機時的欣喜若狂更是發自內心。當年克林頓訪華在北大演講，提出特別愛國且不太友好的問題的女生，如今已經做了美國人的媳婦。這樣富於戲劇性的故事，自然會成為熱炒一陣的新聞。但是，一些人在網上對此事表現出的吃驚或憤怒，卻顯得對大陸年輕人的瞭解過於迂腐，完全是按照常識性想像來看待他們。無怪乎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取向的大學教師們感嘆說：整個九十年代，官方的意識形態灌輸，在大學生身上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大學生要求入黨的比例可能很高，但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實屬鳳毛麟爪，正如年輕人中敢於向獨裁體制說「不」的人也只是鳳毛麟爪一樣。我不知道那個做了美國媳婦的北大女生是不是中共黨員，如果不是，她的行為還不足以構成大陸年輕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如果是，她在校時的種種表現和畢業後的選擇，就極為典型地示範了大陸青年的生存方式：即以利益訴求為核心的生存方式。說得好聽點是正常的個人利益意識，說得難聽點就是惟利是圖之輩。他們積極要求入黨卻不信共產主義，他們充滿愛國激情卻又沈迷於好萊塢時尚……而最最奇特的在於，他們並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麼自相矛盾之憂，更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反而自我感覺良好，只要得到了收益，就自以為每一次選擇都是英明的。
在不甘於隨波逐流的大學生中，積極爭取入黨的人出人意料的多，其目的決不是信仰無私的理想主義，而是基於個人的遠大抱負。在中共執政的大陸，無論畢業後幹什麼，要想盡快成功，入黨總比不如黨要好。有一位與我辯論得面紅耳赤的大三學生說：在中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入黨，這樣才有機會在仕途上發達，才能手握大權，而只有手握大權，才能幹事。入黨有什麼不好？當官或發財有什麼錯？既能為個人及家庭掙得體面的生活，又可以為社會作出超過一般人的貢獻。這些人談起入黨的動機來，全然沒有任何黨八股氣，而是極為實用且雄辯。
表面上看，他們的生存方式與中共的意識形態說教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是，只要熟悉中共歷史特別是執政史的人，一眼就會看出，中共的生存方式－－奪權、掌權和維持政權－－與這些年輕學子的生存方式有著內在的實質性的一致，那就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或許還可以再向上追溯，孔老夫子的「學而優則仕，祿在其中」也好，老子的「無私方能有大私」也罷，「韜光養晦」、「胯下之辱」之類的成語也好，「有奶便是娘」、「無毒不丈夫」之類的俗語也罷，這些沒有超驗追求、沒有道德底線的犬儒化的生存智慧，一以貫之於幾千年的歷史，從來沒有真正改變過。所謂共產主義的高調理想的衰落，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與鄧、江時代的主要區別之一，而在實際上，我們這個民族在具體的生存策略上和行為方式上，何時有過理想的堅守和道義的底線，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高調並不妨礙他不擇手段地整人殺人，甚至不惜要為全球一片紅而犧牲三分之一人類為代價，這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貓論」的實用主義之間沒有根本區別。
這種大學生入黨現象，與另一類改革最大受益者現象極為相似，我戲稱為「地下工作者現象」。體制內走紅的中青年官員，在公開場合照本宣科，決不會放過任何牟利的機會，但在私人飯局上則完全是另一套語言，他們會說：「雖然我在朝，你在野，其實我們的內心想法是一致的，只不過方式不同，你在外部吶喊，我在內部瓦解……」云云。他們會為你分析政局走向，介紹最高決策層的每個人各自的特點，哪個人最有希望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等等；有時，他們甚至會說出讓你驚嘆的和平演變策略。他們認為，和平演變成功的最大動力，來自他們這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體制內開明派，而且官當的越大、偽裝的越像、潛伏的越深，將來裡應外合的成功率就越高。甚至在跟一些警察混熟了之後，他們不但同情的話掛在嘴邊，而且也會說出一些令我吃驚的自由化想法。
這讓我想起關於江澤民的大管家曾慶紅的種種傳言：從江澤民上臺後治國的一系列決策上看，曾慶紅這個第一智囊實在不怎麼樣，但是流傳於坊間的小道消息，則不斷地把他塑造成隱藏在黨內的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僅觀念開放、平易近人，而且政治智慧一流，政治直覺準確，還私下作過一些頗有人性和推動政治改革的事。據說，批准鮑彤現在的兩套住房的人，力主調搞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出身的王滬寧進京的人，支持潘岳搞「政改報告」的人……都是曾慶紅。
這些當紅的官員們最為一致的觀點是：體制內有想法的人很多，這些人做的事，對於政治改革的意義遠遠大於體制外的反對派。有時在私下裡，這類官員見到我這種持不同政見分子，會毫不客氣地說：「體制外的反對派從八九運動失敗以後就徹底沒戲了，跑的跑，關的關，可以在外面幹點事的又內鬥不止。你說說，這麼多年，你們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什麼作為？」我想，這樣的問題會令一切體制外反對派尷尬。每次和他們聊天，就覺得這些人似乎個個都有戈爾巴喬夫的遠大抱負、忍辱負重的韌性和足夠的政治智慧。也許是我小時候看革命電影太多，中毒太深，以至於我常常把他們想像成打入敵人內部的足智多謀的地下工作者。這類現象遠遠不至於官員，在新聞界、教育界、文化界、官商界比比皆是。
還有一大類精英是92年以來發了大財的人，其中一些完全因六四後被整肅才下海的，總會隔一段時間請你來頓豐盛的飯局，每一次都會狂侃天下大事，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下海掙錢決不是為了發財本身，而是為了將來乾大事。他們列舉了種種自己下海的社會意義：一是直接參與市場化和私有化的進程，在整體上為將來的政治民主化提供經濟制度的依托；二是為一些落難的朋友提供幫助，為將來體制外的反對派重返政壇而積累經濟資源。他們最愛說得一句話就是：幹革命沒錢不行，越是為了將來的成功，現在就越要掙大錢，打下豐厚的經濟基礎。三、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有錢人幹的革命，肯定是代價最小的革命，因為商場教會了他們精確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決不會幹那種成本高昂而受益甚微的革命。有錢人將來參政，最有可能實現漸進的和平演變，而鼓動暴力革命的概率最小。
無論是積極爭取入黨的大學生，還是體制內官員和下海商人，沒有人真正擁護現行制度，對「三個代表」既不看好也不討厭，他們說，三個代表總比毛澤東的專政理論強，也比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強，甚至有人認為它是使中共的非人性性質向人性化轉變的第一步。如同用軟綿綿大眾文化包裝硬邦邦的主旋律，總比赤裸裸的刀光劍影的口號要好一樣。
這種在分裂的人格中生活得悠然自在的現象，與整個社會的精神分裂症非常協調。小道消息、政治民謠和黃色笑話，成為六四之後大陸中國的一大奇觀，既是人們發泄不滿的創造，又是無奈之下人們的最好佐餐調料。中國真的已經進入了一個「調笑時代」，除了電視中的各類晚會、娛樂欄目、喜劇和小品之外，執政者和官場腐敗成為最大的民謠和笑話的素材庫，幾乎每個人都能講一段以黃色為調料的政治笑話，幾乎每一城鎮和每一村莊都有廣泛流傳的諷刺性民謠，它們才是大陸民眾真正的公共語言，與官方控制的公開媒體上的語言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如果你每天只接受來自公開媒體的信息，就會恍如生活在天堂裡；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會覺得這裡是地獄。前者所描述的是一片光明，後者所呈現的則是暗無天日。而這些民間的信息交換和傳播無法在陽光下公開進行，只能在私人之間的小圈子裡流傳。如果說政府的各類公開的和非公開的禁令是正規黑幕制度的話，那麼民間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種由恐怖統治製造的非正規黑幕，權貴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資產和搞政治陰謀，民眾在黑幕中發泄不滿和自尋開心。兩種黑幕中的大陸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規則，即正規制度下的非規範反規範的灰色潛規則。
令人最為困惑的是，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之中的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彆扭；私下裡萬眾唾棄的中共政權仍然穩穩噹噹；高層領導人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詛咒中風光無限。每一個私人相聚的飯局都是一次牢騷發泄，一次政治笑話的表演秀，有些嘲弄當權者的黃色政治笑話，在無數個不同的飯局上被反覆演繹。這類牢騷和嘲弄，隨著飯局的結束而結束，絲毫不影響人們在公開場合中的另一種表演。久而久之，這些完全不同於官方的民間創作，這些在私人飯局上的強烈不滿，非但對現行的中共獨裁政權沒有任何威脅和傷害，反而成為一種民間自發性的娛樂性閒聊，如同在緊張之餘的閑暇中，看一個好萊塢大片或中央電視臺的小品晚會，只是即時娛樂而已，笑過之後一切如故：要說謊時就說謊，要黑心時就黑心，要鑽營時就不擇手段……
在大陸，每一次血腥的災難過後，大都是爭吃人血饅頭的過程，吃飽了的人們還會牢騷滿腹，但是這樣的牢騷和不滿已經轉變為愉悅身心的笑話。特別是，那些現存秩序的受益階層的牢騷，各類精英的不滿，大城市市民的怨恨，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槍的鋒芒，失去了真正的道義力量，而變成了牌桌上、麻將桌上和飯局上的自我娛樂。這種娛樂類似毒品，具有麻醉的功能，人們陶醉在摔撲克牌和洗麻將牌的悅耳聲音和飯局上的嬉笑之中，像消費商品一樣消費著苦難、黑暗和不滿。
這就是大陸－－既分裂又同一的大陸，體制內行為與體制外行為、官方語言和民間語言、公開表態和私下交流、悲劇現實和喜劇表演之間的分裂，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 但是這種分裂又奇妙地統一於人們犬儒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苦難現實被消解為小品性娛樂，發泄不滿轉化為自我麻醉，褻瀆權貴退化為自娛表演。除了享樂和消費之外，僅存的碩果就是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 (2001年8月31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