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處理進入了正常程序，8月27日的《人民日報》第4版發表了署名裴智勇的文章《假如媒體缺席》。此文以近年來少有的勇氣，通過評論媒體對頻發惡性事故的及時報導，突出了媒體對 社會、對政府、對官員的輿論監督作用，強調及時揭露社會的陰暗面是媒 體的神聖職責和正當權利，更是對公民知情權的尊重，論證了一個具有新 聞自由的社會，才具有能夠及時進行自我修復的健全機制。
製造黑幕、控制媒體、剝奪民眾的發言權和知情權，使輿論監督處在沈默和缺席的御用狀態，一直是中共維持其獨裁政權的主要手段，也是暗箱操作、腐敗橫行和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最精彩的地方在於， 並沒有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水平上，而是呼籲一種新聞制度的出現：「一種讓媒體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種讓公眾瞭解社會真像的秩序。這個秩序讓社會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復機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權已受到重視，這無疑意味著社會進步。」
弔詭的是，今年以來，大陸媒體可謂災難重重。中共的意識形態主管 部門對媒體進行了嚴酷整肅。《南方週末》、《書屋》、《當代名流》等知名媒體，皆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整肅。中共還針對媒體下達了「七個嚴禁 」的禁令。同時，嚴格的《網際網路管理條例》使大量網吧和網站
受到嚴厲 的整肅。由於公開挑戰江澤民的「7 1」講話，在歷次意識形態整肅中巍然不動的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被停刊。改革20幾年來， 從12年前的《世界經濟導報》被強行取締之後，受到整肅的一直是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媒體，被封殺的一直是自由知識份子。左派的輿論陣地受此重 創，在中共的執政史上實屬罕見。反右、更要反左的口號，第一次有了個案上的突破。這說明瞭江澤民政權對輿論採取的完全是為我獨尊的態度，無論左右，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許任何人公開挑戰他的權威。
一方面是對輿論界的嚴厲打壓，讓所有的媒體只發出一個聲音：「7.1 」講話是偉大的理論創新；另一方面是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提倡 新聞制度的創新；在這種悖論的深層隱含的現實是：媒體的監督可以針對 地方官吏，但是不可以針對中央；可以打擦邊球式地揭露社會陰暗面和批評正統毛派，但絕對不可以討論和質疑三個代表。一種由社會多元化而產生的言論自由的要求，正在頑強而策略地擴展自己的輿論空間。但是，決定這種「半吊子的言論自由」的生死予奪的權力，仍然緊握在執政黨的手中。中共感到安全時就可以放一放，一旦產生權力不穩的恐懼時就痛下殺手。
大陸輿論界的這種尷尬處境，也明顯地表現在這篇為新聞制度創新辯護的短文中。細心的讀者可以注意到，此文雖然一再談到輿論監督的必不可少，卻刻意迴避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媒體獨立」等事關 輿論界生死存亡的關鍵字眼；雖然反覆提到媒體爆光對官員的制約作用，卻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場上，把輿論監督的社會效果與提高黨和政府的威 信捆在一起，絕口不提言論及新聞的自由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似乎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和揭露陰暗面功能與歌功頌德相輔相成，僅僅是「黨的 喉舌」捍衛黨的利益的另一種職責。
這種畸形的言論觀和新聞觀，不僅存在於中共的「喉舌」中，甚至也存在於民間和自由知識界。在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整肅後，網上出現了大量幸災樂禍的言論。特別是曾經遭受過鄧力群等左王之苦的知識份子，更是喜形於色。雖然鄧力群等左派在主管中共意識形態時 期，對自由知識份子的整肅決不會手下留情，整肅媒體和知識界是他們的日常功課。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就是鐵證。但是，這一切並不能作為剝奪鄧力群等人言論自由權利的理由。你可以不同意左派們的觀點，不訂閱他們的刊物，反抗他們大權在握時對言路的堵塞，但是你不可以在
他們的言論權利受到強制剝奪時沉默、甚至幸災樂禍，更不能在自己擁有了某種權力之時封殺他們。如果有一天，大陸知識界在經歷過種種磨難而爭取到言論自由權利之後，就以封殺對手的言論來實施報復，打壓那些曾經整肅過自己的人，那我們爭取到的不過是言論獨裁的惡性循環：以暴易暴 、以封殺對封殺、以剝奪對剝奪，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就永無出頭之日。
雖然在當下的制度背景下，大陸自由知識界處在不斷被整肅的境地， 不可能擁有封殺別人發言權的權力，剝奪左派們言論陣地的人也不是自由 知識界，而是現行當權者，但是，對老左王們被整肅的那種幸災樂禍的心 態中，隱含著危險的：一遭權在手，便把禁令行。
無神論者伏爾泰曾經為異教徒受迫害大聲申訴，自由知識份子必須為 一切被強制剝奪的發言權辯護。捍衛《南方週末》的新聞自由和捍衛《真理的追求》的發言權是等價的，正如捍衛一個罪犯在法庭上自我辯護的權 利和為一個蒙冤者討還公道是等值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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