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我懷著內疚的心情，複印、郵寄了大量公開發表過的關於《底層》的文字。其中不乏長篇報導和大幅圖片。我希望以此減輕《南方週末》的「罪責」。但是……和許多經常在《南方週末》發表文章的自由知識份子一樣，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事態惡化。自由言論的陣地再一次被專制機器摧毀，那樣輕而易舉，不露痕跡。甚至連毛澤東時代發動群眾大批判的過場也不走，就直接下達文件。輕飄飄的幾頁紙，就使與《南方週末》「血肉相系」的數萬名知識人束手無策。
真不愧是技術官僚的後集權時期，不與口若懸河秀們講理就直接砸飯碗。《東方》、《方法》以及稍後的《書屋》，都是上峰下達一紙行政命令、換掉編輯班子、就將慘淡經營數年的文人事業給毀了的。每一次，大夥都忍了，談論和嘆息了。我們照常繞開具體而敏感的事件，寫有關自由、正義、失敗與啟蒙的抽象文章。如果現實不能談，我們就談歷史；中國不能談，就談外國；法輪功不能談，我們就談基督和尼採。甚至奧斯維辛也可以成為一個學術話題，只要小心翼翼地避開「6．4」。知識份子的千秋功業就是筆墨。寫了，當然要尋求發表；一家雜誌變了天，總會有膽大的、應市場需求的重新冒出來。
90年代的不少知識人，就這樣在言論鉗制的夾縫裡成名、成家，很有生存智慧和勇氣，卻沒想過自己是吃他人的血饅頭長胖的。幾天前，好友劉曉波來我家，說到《南方週末》出事之際，他曾想起草一份抗議或請願的文件，但思之再三，仍作罷，原因是，他想不出誰會在文件上簽名，最後只能以個體方式著文抗議。「只要有幾十位著名知識份子聯署表達異議，就能在國內、外造成影響，對當局形成壓力。」曉波道。我說，我會簽名，反正已上了黑名單，死豬不怕開水燙。曉波又問：「⒆⒆會簽嗎？還有《南方週末》的主要作者⒉⒉、⒏⒏⒏會不會簽？」接著，我倆相對無言。因為，大家心知肚明，寫文章是一回事，集體簽名又是一回事。這是獨裁體制下生存的底線，是官方給知識份子畫定的圓圈。誰敢違犯遊戲規則，把腳伸出圈外，誰就危險了。
曉波為此付出了3次坐牢的代價。但他「死裡逃生」，仍活得身心健康。我們這類因「6．4」而被打上烙印的人，被這個時代的知識精英劃定在學術、文化甚至文學之外。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的苦難與抗爭都成了政治性的，而不是出於人最起碼的良知。難道良知和勇氣只存在於紙上，只像米蘭．昆德拉的一個書名──《生活在別處》嗎？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正是在如此的意義中，給中國作家開了先河。
文章千古事，人生草木秋。激動有啥意思呢？既傷身體，又亂性情。還是鐵了面孔、冷了心腸做純文學。只要悶棍沒打自己，就永遠不以得獎、禁書、換班、侵犯人權、迫害作家等具體理由批評中國政府。
（2001年8月底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