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0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財富分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社會的貧富差別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當今社會財富的分布情況到底如何？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國有資產還有一定的數目：經營性資產大約6 萬億元，非經營性資產大約有2 萬億元。那麼私人資產能有多少呢？既然國家統計部門沒做統計，那就讓我們來做一估算。首先是個人存款，到今年底已達6.4 萬億元，加上手頭現金、債券、股票、保險，私人手中的金融資產至少8.4 萬億元。
再來算私人的固定資產，首先是房產，目前全國城鄉私人住房一共200 多億平方米，城市大約有50億平方米，按每平米500 元計算，總共要10萬億元。也就是說，全國私人的房產價值大約有10萬多億元。
再就是經營性資產，這包括店舖、廠房、寫字樓辦公室、交通工具等，這一些資產總計起來大約也有六七萬億元。如此這般計算下來，私人資產總計在25萬億元左右，大大高於國有資產。但國有資產還有一塊地下資源沒有計算，如果算上地下礦藏以及土地資源、海上資源，國有資產還是大得多。
有人估算過，改革開放20年來，向私人轉移的財富大約有30萬億元。但旱澇不均，有的攤得多，有的攤得少。並且根據統計數字，這種差別還相當巨大。例如，最近美國一家雜誌登出了中國50名首富，其中榮毅仁家族排在首位，財富量大約為2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就是160 億元。其餘的從10億美元到幾億美元。
短短的20年問，中國就生出這麼多富翁，中國人在財富佔有方面已拉開了這麼大的差距！這種社會現實能不讓人們拚命地追求財富嗎？因此，賺錢已成了時代的主要特色。中國已進入了追求財富的時代。
藍皮書反映的社會現實
上一年的社會藍皮書，發現其中有大量的社會抽樣問卷調查和民意測驗，譬如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在去年對63個城市2500人的抽樣調查中，55％的民私營企業工人和47％的國有企業工人反映說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只有20％左右的人說有所上升。但在企業負責人和國家幹部中，生活水平上升的大大多於下降的。教師和科研技術人員提高的也比下降的多得多。可惜的是，這項調查沒深入到農村，如果讓農民來填寫問卷，可能收入下降的比例還要大。
事情很明顯，當今文化程度低或社會地位低的人的生活水平正在與文化程度高和社會地位高的人拉開差距。由此引出另一個話題，中國貧富差距會繼續拉大還是會縮小？在問卷回答中，將近40％的人認為會繼續拉大，只有20％的人認為會縮小。為什麼在財富方面悲觀的人要比樂觀的人多？這是否反映了一個不可改變的社會現實？
在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山區農民生活水平仍很低。中國經濟20年來以平均9.8％的高速發展，社會的財富總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人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躋身於世界前八名，再有20年將超過日本甚至美國。但接下來要問個問題：這些財富是否能比較均衡地分配到了每個國民頭上？改革20年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不同的人中間，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某些發達的農村，一些農民家家戶戶都住上了兩層小樓，家用電器一應俱全。但有些地區，許多農民仍然住在幾十年了的老舊房子裡，生活條件和環境基本沒有什麼變化。在城市也是如此，一些先富起來的人早已住進了花園洋房，坐上高級豪華進口轎車，但很多人仍然擁擠在空間狹小的街道平房裡，過著與60年代沒有多大差別的生活。8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剛剛減少了4000萬，城市裡又冒出了1000萬城市貧困人口。經濟高速增長的好處能否潤澤全體人民？這已是當今社會越來越關心的話題。
「2000北京經濟論壇」，會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發言說，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11倍。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6－7 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貧富差距是怎樣拉開的
可以這麼說，當前中國貧富差別拉開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事非公經濟的經營者，賺了都是自己的，因此，收入迅速膨脹起來。舉幾個例子，聯想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經營者，今年年初在香港市場的一次股票拋售，8 位公司董事人員便淨收入1.4 億港元，每個人平均一兩千萬元。這讓那些工薪階層幹上八輩子也掙不出這麼多錢。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目前也在改制，一旦大規模的進行，也會迅速崛起一批成千上萬的大富翁。最近江蘇春蘭集團已經開始動作了，此集團拿出15億元的股本（折合總資產的25％）向員工出售，按等級、資格劃分股份，最高者可拿到5000萬股。如果轉製成功，集團老總陶建幸便可能成為國有企業的知名人物，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鋒和財富的標兵。干國企為什麼不能致富？春蘭集團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干國有企業照樣可以成為富翁。春蘭改制完成之後，中國可能出現一波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像青島海爾的張瑞敏、青島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長虹的倪潤鋒都可能成為中國21世紀歷史上的第一批資本家。
第二種貧富差別出在腐敗上，成克傑任自治區領導幾年的時間內，便斂財4000萬元，其他的一大批沒有被挖出的貪官污吏聚斂的錢財也決不在成克傑之下。腐敗造成的社會貧富差距遠遠大於個體私營企業主造成的貧富差別。不管怎麼說，民營私營企業主還是靠智慧和勞動掙來的錢，君子取財有道，這種致富造成的社會貧富差別，群眾從心裏還能容忍。但貪官的暴富卻是天地不容人間共憤的。改革20年來，通過腐敗流向私人腰包的錢遠比干民營企業掙的錢多，甚至比廈門遠華集團的走私利潤還要高得多。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社會學所做的社會問卷調查中，「腐敗」成了當前人們公認的社會最嚴重的問題，由上年的第三位躍升到第一位。需要指出並不是沒有貧富差距就是好。像改革前的那種平均主義也不行。 水沒有落差不會流動，人沒有貧富便沒有幹活的動力，社會便難以發展。所以，拉開差距是理所當然的事。那麼這種差距拉開何為合理，何為不合理？只要靠勞動正當得來的財富都是合理的，這種差距即使擴大到李嘉誠的地步，也沒什麼可指責的。但要是靠貪污腐敗走私行賄獲得錢財，則得而誅之。
財富帶來的病
追求財富是人類共同的本性，也是億萬人每天都在為之勞作的目標。當然追求財富的方法和手段很多，問題是當一個人有了財富之後該怎麼辦。當一個人擁有了資本，既可以使他做好事，也可以使他做壞事。這就要看一個人的品質和本性怎樣了。有些人有了資本在拚命地搞建設，像有些民營企業家和國企領導人哪捨得隨便亂花錢，辛辛苦苦積攢的一分一角也要用在繼續發展上。我們稱這一類人為良性資本。現在要找出那些惡性資本，即哪些人有了錢便胡作非為？這一類 人的資本大多數是靠不正當手段得來的。即使是個體私營企業者，其中也有一部分的財富是靠賄賂政府或國企人員，通過不正當的交易得來的。反正富得容易，錢花得也容易，揮霍浪費也不心疼。我們可以稱這樣一些富起來的人為惡性資本。最可怕的是剛剛被槍斃了的廣州原國有某公司的總經理謝鶴亭一類人物，此人拿著國有企業的錢跑到澳門賭博，直到輸掉了公司的所有資產。上億元的資產就這樣被白白揮霍掉。這才是真正的惡性資本。如果財富掌握在這樣的人手中，他佔有得越多，給社會造成的浪費就會越大。這一類惡性資本的代表人物在當前的中國特別多。原因何在？本人認為關鍵在於體制，即中國的特殊國情。在國有體制下，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人雖然不在名義上擁有企業資產，但卻可以實際支配國有資產，決策失誤後也可以不負責任。謝鶴亭是因為賭博輸掉了錢才被槍斃，如果是正常的經營，虧損了幾億人民幣，可能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甚至異地當官。這種人物與那種隨意揮霍自己私有財產的資本家是一樣的，都是惡性資本的代表。因此，在我們國家，與其花大力氣去痛罵某些個體私營業主的資本橫行，不如認真清查國有體制內的顢頇無能，暴殄天物。因為國有體制內浪費的錢財遠遠大於體制外其他經濟成分的浪費。
為了明天，節制財富
如何節制財富這個概念？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在一定制度的約束下，也不是可以隨便橫行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私人資本更難於恣意橫行。在中國民企和私企業主往往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即使夾著尾巴，工商稅務公安還有找不完的麻煩。因此，節制財富的內容主要落到那些掌握國有資源而又不稱職的人頭上。一旦對這些人失去監督和制約，那麼這些人便會由於品質的低劣、道德的敗壞而大行貪污腐敗之道。在前些年經濟過熱時期，物質利益和燈紅酒綠腐蝕掉多少幹部和企業領導。所以，在 中國不管是私人資本還是國有資本都要節制。不要以為節制資本僅僅是私營企業家的事。更應當做的是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只有當國有資產不被輕易的浪費、揮霍的時候，企業的工人才會有好日子，我們工人農民的生活水平才不會比上年下降。甘肅一家國有企業的資產被廠長廉價地賣給南方的一家外資企業，不久停產，致使上千名企業職工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就中國目前的形勢看，遏止國有資產流失的任務很重。但靠什麼辦法來遏止資本橫行和財富流失呢？僅靠政府部門的紀律檢查部門行嗎？當然不行，加上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揭發，檢舉？僅靠這兩方面還不行，還要建立一種真正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和產權制度，建立起一套法治的道德思想觀念。也就是說，在一個制度合理、法律嚴明的真正按勞取酬富的社會，是不會有那麼多「資本橫行」的現象。只有在一個制度不健全、非法暴富的社會，資本橫行的現象才比比皆是。
消息來源：新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