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的角度來看，臺灣提出李元簇為與會代表人選，本身就是一種「陰謀」。如果中共同意，臺灣執政黨大可宣揚自己的「突破」功勞，讓副總統層級的官員參加ＡＰＥＣ會議；如果中共不同意，臺灣執政黨又可塑造自己的「悲情」形象。
為了防止這些情況發生，中共採取的作為，似是既不讓臺灣有所「突破」，也不讓臺灣執政黨有「悲情」的機會。近日來，中共外交部門官員在論及臺灣與會代表人選的問題時，其語意，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對李元簇的否決，但仔細探究，中共的表態都是間接的、避免正面衝擊的。中共的真正企圖，是既要臺灣知難而退，又不明確說出自己的反對李元簇與會立場。
另一方面，中共在問題初起時，就擺明要依據雙方諒解備忘錄及慣例處理臺灣與會代表人選問題。該項諒解備忘錄簽署於一九九一年，只對ＡＰＥＣ雙部長會議產生拘束，但對於一九九三年才舉行首次會議的ＡＰＥ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共卻主動延申該項備忘錄的效力，並加上前八屆ＡＰＥ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臺灣代表人選「慣例」，指明臺灣只能派遣具有經貿背景的部長級官員與會。
對於李元簇是否符合此項資格的問題，及如果臺灣給予李元簇某種經貿官員頭銜是否即可與會的問題，中共始終不曾明確表白。關於給予頭銜，之前已經有辜振甫擔任臺灣與會代表的先例，但中共其實並不認可李元簇也採行這種模式，因為中共更在意李元簇的副總統資歷，擔心被臺北視為一種「突破」。
如果中共擔心臺北在與會官員層級上的突破，為什麼去年又一度對臺灣派遣曾任行政院長的蕭萬長與會不置一詞呢？分析人士指出，因為臺北這次的作為太明顯了，李元簇不但沒有任何經貿資歷，也沒有任何經貿頭銜，臺北顯然是衝著「突破」而來。
目前問題還沒解決，但如果依據中共設定、解釋的慣例，則臺灣往後將只能派遣具有經貿資歷的部長級官員與會，事實上，這等於是中共一次塑造「慣例」的機會，讓臺灣未來不得再在這種「慣例」下搞什麼突破，讓ＡＰＥＣ只是ＡＰＥＣ，而不是臺灣的拓展國際空間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