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憶裡充滿了江平在八九學運期間那活躍的身影。他是我校最早的學生運動組織「二十人行動委員會」的一名核心成員。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張才（我）、文江平這兩個名字一直是連在一起的。作為復旦大學的、也就是上海學生運動策源地的學運發起人之一，江平在學運初期承受了所有後來的學運領導人所從未體驗過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從校黨委、教務處、系黨總支的談心，到周圍親朋好友的「善意的規勸」，直到他母親千里迢迢從湖南趕來上海，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請求他放棄組織遊行。而他親身在校園裡做演講，號召同學們去遊行示威，卻遭到了傾向保守的部分同學的冷嘲熱諷，學校公安處的人員則趁機上來毆打他。這一切都發生在胡耀邦去世後短短的一個星期。而當我們最終決定向校方妥協，放棄組織四月十九日大遊行時，他卻和我一樣，成了人人攻擊的「叛徒」、「學賊」、「膽小鬼」。我們在四月十九日當天及隨後的一、兩天甚至不敢在學校裡公開露面，怕被不知哪裡飛來的石磚或玻璃瓶砸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倆只有互相勉勵，以自己的意志堅持搞下去。
在學運隨後發展的日子裡，文江平和我在學運中的角色逐漸發生了轉換。我們在與師大、同濟等高校的學運領導人共創了上海高自聯以後，我負責參與上高聯的一些決策和指揮，江平則負責領導復旦大學學生運動的具體工作。我五月四日接受亞洲電視採訪的地點就是文江平的寢室裡。而五月北京戒嚴以後，作為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常委之一的文江平，更挑起了整個復旦大學學生、研究生、教師共同參與的學運的第一負責人的重擔。學生們之間經常發生派系的衝突，江平為了讓我更好地搞好上高聯的工作，主動承擔了調解的任務。甚至連接待重要的來訪者如楊巍，都在很大程度上由江平替我接過去了。可以說，沒有江平，我根本不可能在上高聯投入到那種程度，因為只有他，是碩果僅存的少數從學運一開始就起來大聲納喊的學生領導人之一。他和我共同經歷了那段最艱苦的日子，也分享了那三天暫時的喜悅，他明白我所想的：我能最放心把本校工作交付的唯有江平。
在「六四」那幾天，由於我在北京，江平更跑在上高聯和復旦自治會兩頭之間，硬是撐著組織多次學生上街。當我六月八日從北京回來，我很明顯地看出江平瘦了一圈，是啊，在這種非常的時機裡，扮演這種角色的人，心神交瘁，不病倒已是萬幸了。
我特別懷念江平的另一個方面，是他是樸實無華的工作作風。在復旦大學，江平是呼風喚雨的角色，是名副其實的學生領袖，但他卻很少願意在公開場合搶鏡頭。這使我對比起一些見記者多過開會的「學生領袖」，甚至什麼也不是、硬把自己捧為「學生領袖」的人，心裏唯有慨嘆一句：蒼天無眼！為什麼獨去了真漢子！我出獄後還見了江平一次。我瞭解到由於我被捕，江平負責處理了所有的善後工作。他堅決依照我們在事先商定的方案，努力說服了幾乎全部復旦自治會領導人去集體自首。我們見面時他笑著向我「邀功」，因為他使復旦學生受「當場算帳」的人數減到了最少！
但我同時瞭解到，校方對他秋後算帳，把他分配到湖南鄉村的一個鄉辦小企業裡做工人。當時的江平還豪情滿懷地說：「我也願意去鍛練一下，我就不信這個邪！」而我今年才瞭解到，他當時已經隱瞞了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大事：他母親在八九年夏天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壓力已服毒自殺。他是面對著家人對他的憤恨、埋怨、責怪、冷嘲熱諷回家鄉的。
一得知他的死訊，我立刻去辦理回國的手續，可惜被有關方面無理阻撓而不得成行。我只從側面瞭解到：文江平回鄉後，家人不把他當親人，廠裡又視他為「怪物」，「負擔」。加上各級黨委及公安不斷給他施加精神壓力，諸如問話、「談心」、訓導等等，年輕的文江平感到報國無望，又因母親去世感到內疚，在家裡不能感覺到溫暖，終於走上了追隨他母親而去的絕路。
我當時是欲哭無淚。江平的去世，使八九上海學運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歷史見證人，復旦大學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學子，我失去了一位最值得尊敬的親密夥伴。在海外當時上高聯的兩位負責人曹建華、徐朝明聞訊後都不禁淚下。我想對天呼喊：你太不公平！我為不能見上江平最後一眼將抱憾終生。一對筷子去了其一，另一支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