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國內的消息也不妙。除了中國電信抱怨去年的增長速度首次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外，「3月15"之夜，消費者嚮往年一樣，又不依不饒地把「電信價格」（當然包括去年又一次漲價的本地固定電話）和基礎電信運營商的「服務質量」打入「最不滿意」的黑名單。
與此相反，在「手機三包」遲遲不得落實的雙寡頭壟斷的移動通訊業，2001年中國移動卻以利潤200億元賺得盆滿缽滿。而其「大哥」中國電信在重獲移動牌照未果而且繼續被肢解的情況下，只好以一場公開秘密的「小靈通」再生運動，延緩其風光不再的頹勢。
而電信產業的「教父」吳基傳先生，在去年諄諄教導消費者「長話短說」以避免三分鐘以上時段話費陡增之苦之後，最近又針對消費者抱怨話費過高的原因，發表新的高論：一是我國電話普及率超過了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二是消費者沒能成為電信運營企業的股東。我們暫且不揭示這其中的謬誤，但吳先生企望以提高話費，來維護「肢體不全」的中國電信之利益的良苦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然而，不管是吳先生還是信息產業部，在「後郵政部」時代，以及即將到來的電信監管「新」時代，恐怕都無法再左右中國電信產業以及中國電信的命運。似乎可以斷言，如果不出意外，中國基礎電信產業即將進入一個中外列強相互結盟的寡頭壟斷勢力的主導時代，而國內現有和潛在的民間電信企業和廣大消費者，依然會以大大高於市場邊際成本的需求來供養這些新出現的強勢分利集團。
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大勢所趨的環境下來思考中國電信的命運。我們這些電信服務的用戶和消費者同樣也關心中國電信的命運，但角度卻與吳先生的不同，畢竟吳先生時代的「肢體健全」的中國電信，有我們三分之一強的血肉在內；往大了說，作為國有企業的中國電信，乃全中國人民的心血骨肉。所有的基礎電信企業，儘管有的已經「合法」注入了雅利安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血液，我們都無法再坐視它們繼續過度地吮吸我們的骨血，或充斥分利集團的腰包，或維持無能者的生存。
理性的分析，有可能解釋中國電信今天這種「破罐子破摔」的悲壯形象。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國的電信產業改革（當然其他壟斷產業改革也一樣），從來就沒有在法律的層面上，通過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廣泛而公開的談判，達成一種利益均衡性的系統政策。所有已經出臺的改革方案，可以說都是由政企不分的利益同盟以及一些外圍的「知識精英」們在不透明的程序中所策劃的；而跨國資本的介入，更使種種改革方案的出臺背景撲朔迷離。因此這種把代議機構和廣大消費者排除在外的改革，必定存在許多事後才可能顯露的嚴重缺陷。
首先，中國的電信產業改革，在有限的放鬆監管和引入競爭的同時，始終沒有觸及國有電信企業的產權問題。雖然在增量資本方面有所動作，但「國民待遇」都給了外國資本；而在存量資本方面，則自巍然不動，因此國內民間資本至今難以成為基礎電信企業的股東。產權既不能多元化，互為約束的公司治理結構就無法形成，真正有能力的企業家就無法進入公司經營決策層。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也就在所難免，更談不上所謂產品創新和跨國經營了。而且國有電信企業之間的不計成本的競爭，會更進一步惡化電信企業的財務狀況。
其次，中國電信產業的改革，一直有意無意地排斥基礎電信領域數網競爭基礎之上的三網融合的理想格局。中國在部門割據的體制下，通過「重複建設」形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物理網路資源，只要一開始就建立合理的網間開放和互聯規則，這些潛在的網路資源就會很快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力量。1994年建立聯通，本來有藉助其整合非郵電網路的想法，但明顯遭到後者和中國電信的抵制，以致鐵通到去年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具有最大競爭潛力的廣電網，也因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原因，至今未取得進入電信服務的合法身份。因此，本來可以部分提高基礎電信市場效率的數網競爭格局，在時間上被人為地拖延了。
第三，兩次不盡合理的拆分，使中國電信為此前極力阻礙數網競爭，維護自己的壟斷利益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兩次拆分中國電信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卻直接導致了中國電信財務狀況的惡化。1998年的第一次手術，是在全國人民「反壟斷」的輿論壓力下實施的，它使得中國電信失去了移動通訊這一朝陽業務，而大量的冗員、還本付息壓力和普遍服務義務卻沉澱下來。2001年的第二次手術，雖然中國電信寄希望恢復移動牌照而東山再起，但陷入財務困境的中國網通的「反客為主」，在移動牌照和海外籌資成為懸案的情況下，「北方電信」的財務狀況實際上會更加惡化。而且如此漫長的「坐以待斃」，使中國電信的投資嚴重收縮，再加上必然出現的巨額分離成本，我們很難對南北電信的「錢」途表示樂觀。此外，這次拆分，還必然造成巨大的網間互聯成本。
第四，監管的不足，也是造成中國電信財務狀況惡化的原因。本地電話的費用上漲，實際上不足以彌補中國電信在網間互聯費用上的損失。目前的網間互聯費用結算，是基本按照信息產業部規定的「五五」開的比例在中國電信和其他基礎接入網間進行結算的。這樣的不對稱監管，雖然有利於扶植他網的發展，但畢竟會削弱中國電信的經濟激勵，導致其基礎設施投資的不足。這恐怕也是未來的電信監管者最棘手的問題。
中國電信近期的命運恐怕只能如此了，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也曙光難現。
也許德國電信的改革可以給我們一些有意義的的啟發。傳統的德國電信也同樣根本缺乏全球市場經營之管理團隊，於是1995年，國家仍持有74%股份的德國電信，聘請了長期為日本索尼公司打工的桑墨博士任公司總裁，並且要害部門的領導崗位，除基礎網路部門外，人事、技術、財會以及直接開拓市場的服務部門，皆聘用不懂電信技術，但熟知市場的外行民營企業領導擔綱。繼而通過組成市場導向的矩陣組織結構，大幅度簡化決策程序，下放決策權，很快把德國電信變成一隻市場神經極度敏感的經濟動物，使之取得了嬌人的市場業績。
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是，德國電信的改革是從存量資本股權多元化開始的，OECD的許多成員國也是如此。實際上，這幾乎是國有壟斷產業改革的牛鼻子所在。在一個可競爭的市場上，如果缺乏在私法（公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司治理結構，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手不收回，不但國有企業的效率不可能提高，而且數個國有網之間的競爭也好、橫切豎砍也好，乃至難以獨立的監管體制，都無法造就一個公平有效競爭的市場秩序。中國電信如此，鐵路、電力、民航以及其他行政性壟斷機構也如此。
我們的決策者們，是否可以低下高傲的頭顱，向芸芸眾生尋求大思路？這也許是中華民族在全球競爭中取勝的唯一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