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中美飛機在南海上空擦撞，不覺已經過了一年。
隨著布希兩度「順道」訪華，兩國間感覺上又親熱起來－－當然主要不是在價值而是在利益上。
一年前義憤填膺，網上、台上罵得昏天黑地的兩造，還記得這週年日子麼？如果偶然想起來了，胸中之氣，還那麼鼓蕩著不吐不痛快麼？
一年之際，定有許多人從多方面、多角度議論這不算大也不能說小的事件：「戰略夥伴」關係？技術較量？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公眾知情權……等等。我想就這事說說的，卻是「革命英雄主義」－－這個幾乎主導（或者說強勢誘導）了我們幾代中國人的幻像。
我覺得，在這次事件裡，最冤的莫過於王偉了。
王偉何許人？職業軍人、1999年的海軍航空兵中隊長。在「四．一」擦撞事件之前兩年多來，他多次以僚機和長機的身份依照國際公約規定的距離，執行驅趕外機任務－－每次都是光榮完成、安全返回。沒有絲毫理由說他不懂規矩或是技術有欠缺，但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他在一年前的那個早晨，要如此「英勇」地向上靠……？如果他確切知道自己的任務是驅趕，難道不懂龐大的EP-3有可能避閃不及，而避閃不及的結果只能雙方同歸於盡？當然這同歸於盡如果按照算術計算，是不等值的：我方與敵方人員傷亡之比1:24，兩機在價格上的比差可能還要大。難道王偉會有「就算如此也值了」的「革命英雄主義」念頭？
不敢再想下去了。因為人的生命和它所牽動的親情、倫理、價值、文化累積與影響……是不能用算術來算的。
問題於是變成：人生盛年剛剛開始、有家有室的王偉，為什麼要這麼做？
也許很久很久以後會有歷史案卷浮出，揭露出或曾有過的研討、命令和戰鬥動員；或許完全不是這樣，只是我們貪生怕死平頭百姓的胡亂猜測－－根據非常有限的資料。
只是我不認為自己的揣度是無端的。之所以這麼說倒不在於我也曾是這個由黨領導的「革命大熔爐」中的一員，不僅從小生活在部隊環境之中，還曾經親臨一線作戰部隊採訪－－應該說，我對王偉在2001年春天有可能身處的氛圍太熟悉了：美國新總統當選。而幾十年來，就對待共產黨國家而言，哪屆總統不是先把「美國價值」擺在前邊然後才說「美國利益」？中國這邊當然不能在嘴上示弱。想來王偉部隊那時候的主調必定是：「紙老虎你橫什麼？你那區區技術嚇得倒死都不怕的中國人麼？」
有人這樣說了－－比方說教導員或是副政委－－恐怕很難再有人敢做別樣議論。而當上級、長輩、或者遙遠而抽象的「黨中央」之類，用國家、民族哪怕集體的名義要求一名、幾名或者一個戰鬥序列出發做貢獻，我們這些被命令、被鼓動和從小被教導者，好像除了拋頭顱灑熱血之外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如果真是出於發自心底的愛或者職業操守倒也罷了，比如六十年代那個為救火車而攔驚馬的歐陽海，還有大躍進時候為阻止冒牌水泥運往水壩工地而臥軌的工程師……但嵌入我們腦海、激勵我們按照組織系列冒險犯難的「革命英雄主義」，以我自己的經驗，多是政治行為，而非道義衝動。
就算王偉在一年前的那個早上怒火萬丈，這火也是政客一手點起來的。就算他對兩架飛機的性能和擦撞之後的結果有充分的估計，也絕無可能在他的戰友當中充分表述。他唯一的選擇是以革命英雄主義對付來犯之敵－－哪怕在嚴格的界定下尚不屬於「來犯」。
「英雄主義」，或者說逞強好勝，本屬於一種個人風格。但若被冠以「革命」二字，任憑執掌權勢的人以自己控制的全套資源和機器，平日對公民強行灌輸，情勢緊迫時壟斷封鎖消息，最終達成治下子民任憑驅趕、志願效命的結果，我以為，是很不公正的。
一年過去，王偉案例當中的重要細節，至今尚未十分明朗。但我們知道董存瑞、黃繼光，知道「最可愛的人」，知道1940年代後期，東北的「翻身農民」怎麼拋開剛剛到手還沒捂熱的黑土，為「三大戰役」赴死；而「雄赳赳、氣昂昂」地倒在朝鮮冰天雪地裡的英雄，恐怕沒人知道金日成的野心為什麼會得到斯大林、毛澤東的縱容，更沒有人能想像，他們拚死捍衛的，竟是一個半個世紀之後依舊百姓飢不果腹、「位子」父子相傳的政權；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場越戰裡，那些捨身滾雷的戰士，誰會想得到轉眼間敵方首腦（「尊敬的越南貴賓」），竟會成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座上客？
有句老話恐怕王偉都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這真是世世代代，我們中國人以傷感與無奈，道出誰都明白但似乎誰都改變不了的鐵律。一撥又一撥為一將之功業給送上死路的青年，有沒有選擇的權利呢？
毋庸諱言，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沒有可能。這艱難倒不完全在於我們還沒有權利選擇廉潔智睿的政治家，沒有權利就重大問題發言、對重大決策發揮影響，而是自己還沒有完全解放，還不大明白生命的莊嚴不在英雄主義，更不在太容易為政客所用的革命英雄主義，當然也不在於眼下大流行的犬儒主義，而在於心靈的自由與理性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