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４月中旬，《文藝爭鳴》雜誌編審朱競來湖南開會期間抽暇採訪筆者，探討當前的一些文學現象，對其中提出的一個問題，筆者進行了坦率回答。
她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我說：您提出來的是一個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六年前，我在貴刊《文藝爭鳴》發表的「文學世俗化批判」專欄和《文學蛻變》兩文中進行過探討和分析，遺憾的是六年過去了，恰如拙文中所預言：「文學商業化和世俗化在製造表面的、虛假的文學繁榮景觀的同時，卻弱化了文學的整體素質，造成文學群體性的精神萎頓和思想貧血，這種局面將無法避免，愈演愈烈，其勢難以逆轉。社會的世俗化釀成文人的世俗化，文人的世俗化又導致文學的世俗化，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的惡劣循環。這種時代的病灶對中國文學和民族精神的戕害，用不著多長的時間就會強烈地顯現出來。」上述判斷真是不幸而言中！君不見，這些年來隱私文學的盛行，色情文學的氾濫，「下半身寫作」的時興、「身體寫作」的張揚等等現象就是如此。縱觀當前文學創作，文學精品誕生愈來愈少，而文學贗品與文學垃圾卻愈來愈多，而我們的各種媒體和某些利慾熏心、色慾附體的評論家和編輯卻與之同流合污，大肆鼓吹宣傳為其熱炒助陣。這真是令人噁心！不必諱言，上述文學現象的產生和蔓延，固然是社會風尚愈趨頹廢和物化對文學領域滲透所致，然而，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和編輯、評論家無恥地推波助瀾是難辭其咎的。十九世紀狄更斯曾經說過一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惡劣的時代。」我希望這句話不會適用於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雖然豐富多彩，光怪陸離，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大多是寫鄉土民俗、傳聞軼事、蝸角之情、杯水風波、情場糾紛、商場角逐、官場黑幕及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很少去反映風雲激盪的社會變革和歷史滄桑，很少去描寫關係時代和民族命運的大事件、大主題，缺乏對民生疾苦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缺乏對養育自己的這塊熱土的父老鄉親的大悲憫、大關懷，缺乏撼人心魄的崇高人格力量，缺乏縱橫捭闔的宏大氣魄。這些年來，中國當代的文學創作在正面切入新時代的生活場景，冷峻思索在人類文明進化道路上關於人性、歷史、文化、精神異常複雜的簡直悖論方面，都有待開掘和突破，對具有本質意識上的文學啟蒙精神、反思精神、悲劇精神方面都有待超越和升華，思想的匱乏和理性的缺失是當前文學創作普遍的弱點，克服上述弱點可能就是一種開拓、一種突破。我們許多作家都有意識地迴避了所謂「宏大敘事」和敏感的社會問題，選擇了所謂「私小說」和「個人化」的傾向，這當然是作家個人的考慮和個人的自由，原本無可非議。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創作中爭先恐後地適應商業化和市場化的需要，一味追求萎靡、頹廢、肉慾的新奇刺激，中國當代文學精神的變異和沉淪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有些作家言必稱歐美，言必稱新潮，殊不知歐美大師級的作家都是非常關注社會問題，非常關注文明進步，他們決不是頹廢派的倡導者和文明的背逆者。智利著名的文學大師巴爾加斯．略薩在1994年7月12日致中國讀者的信中說：「我一向認為，一個作家不能僅僅侷限於藝術創作之中，他在道義上有責任關心周圍環境，有責任關心他所處的時代，有責任關心社會上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我認為我的寫作就是這一信念最好的反映。」被美國《芝加哥日報》譽為「十年來所湧現出的最優秀的青年女作家」喬伊卡洛爾．歐茨曾經強調申明：「我只關注一件事：我這一代人的道德、社會狀況。」據此，我們無妨對照一下倡導「下半身寫作」、「身體寫作」的一些走紅的所謂「前衛作家」和「美女作家」，他們本身和他們的作品對青年一代的道德和社會文明進步到底是起了腐蝕作用、還是優化作用呢？
當然，現在這些「前衛作家」和「美女作家」都擁有市場，擁有讀者，熱銷一時，稱雄文壇。然而這是不能持久的，可能是曇花一現的泡影，走俏多年的痞子文學而今疲軟，就是現實證明。莫洛亞在給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的評傳裡寫道：「時間是唯一的批評家，它有著無可爭辯的權威，它可以使當時看起來堅實牢靠的榮譽化為泡影，也可以使人們曾經覺得是脆弱的聲望鞏固下來。」我想，被大師情結、名人情結、明星情結折騰得昏頭昏腦的一些時尚作家，是否能冷靜下來，清醒過來，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那些樂於充當時尚作家鼓吹手的評論家和編輯是否能暫時擺脫利慾和畸形心理的困擾，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呢？
(余開偉 責編／方向) 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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