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體育變成政治工具

體育本身是提純了的競爭精神，必然要超越政治，也只有超越了政治，方能保持體育的真諦──以和平手段和平等規則升華人類的自由競爭的最佳方式。但是，中共執政後，中國體育從來就不是體育，足球也不是足球，而是政治工具。獨裁製度化的宮廷體育，不僅玷污了體育本身的純潔性，而且扭曲著人性和民眾的愛國情感。由官方供養的專業運動員，他們創造的每一項成就，最終都要算在領袖、共產黨、國家和各級領導的頭上，甚至荒謬到算在某個獨裁者的個人身上。毛澤東時代的乒乓球的全球第一，鄧小平時代的女排五連冠，江澤民時代的申奧和足球的成功，不僅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象征，也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學說的偉大勝利。

在毛時代，愛國主義凝縮在「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這句口號中，乒乓球的崛起被獨裁者作為這口號的最好例證，植入每個中國人的夢境，莊則楝那代球員在六十年代所創造的驕人戰績是我們這代人心中抹不去的記憶。當年中共不顧國情和國際局勢，盲目地同時對抗美、蘇兩大國，直到蘇聯在政治上軍事上對中國的擠壓使中共無力承受之時，才放棄用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所包裝的稱霸野心，以實用主義的態度與美國結盟。於是，中國體育中最有實力的乒乓球，又一次充當了當年中共的政治工具──與美國交往的外交工具。許多優秀的運動員成為體育政治化的犧牲品，如莊則楝。

在鄧時代，民族主義凝縮在「振興中華」的吶喊聲中，中國女排的崛起以及五連冠，受到全國民眾的矚目和歡呼，北京大學等高校大學生為女排的勝利而瘋狂，率先喊出「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口號。於是，官方立刻抓住這句口號，把「女排精神」作為意識形態教材和各行業的典範向全國推廣。六四大屠殺，使中共面臨著改革以來的空前困境，在內憂外因之中，中共再一次打出了體育牌，對一九九O年的亞運會的極力張揚和之後的申奧決策，都是政治體育的重頭戲，以至於為此先後釋放了頭號政治犯徐文立和魏京生。更荒誕的是，由於六四大屠殺所導致的一九九三年申奧失敗，卻為中共擺脫合法性危機提供絕佳的契機：百年恥辱和反華勢力的延續又有了新的例證，國內掀起了改革以來的第一次愛國狂潮。而這，正是中共的血腥罪惡在民眾心中逐漸淡化的開始。

江時代，官方鼓蕩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江核心也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新口號，代替毛時代的「站起來」和鄧時代的「振興中華」，江澤民屢屢以高亢聲音在報告的結尾喊出這句誓言，還經常在公開場合指揮人們高唱「偉大的祖國」。正是這種以愛國主義重建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維持獨裁統治的戰略，使中共第三代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政治體育的經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申辦奧運，都不會像北京申奧那樣，進行如此廣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動員，投入如此巨額的資金和掀起如此罕見的愛國狂潮，即便是三十年代納粹、八十年代的前蘇聯主辦奧運，也沒有表現出中國人的狂熱。申奧成功，北京百萬人上街歡慶，全國主要大城市徹夜狂歡，國家最高決策層出席世紀壇慶祝大會，並在民眾狂熱的感召下，臨時決定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民同樂。緊接著，中國足球僥倖晉級三十二強，又一次強化了體育的政治功能。「實現百年夢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方反華勢力的破產」……等口號鋪天蓋地。而在揮舞的國旗、激動的淚水、喊劈了嗓子歡呼的強國心態的背後，正是「百年恥辱」和「東亞病夫」的歷史所固化的雪恥情結、自卑心理和稱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無以傲視天下之時，體育比賽中的勝負作為一個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徵性符號，便負載起過於沈重的強國夢想。

這樣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體育，即便能夠靠宮廷的餵養創造驕人的成績，也無法培育健全的體育精神(特別是公平競爭的意識)和民族精神，而只能是獨裁政治的愚民工具，也只能生出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民族狂熱，而這種狂熱又恰恰是獨裁者擺脫合法性危機的最後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