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又看到何新「闢謠」說自己還活著，沒自殺。我第一個感覺是自己太過早地浪費同情心了。第二個感覺是，他真失算，還不如一直不作聲，保持一個完整的自殺形象；既然他早就進行了精神、靈魂的自殺，現在出來聲明一下那個「植物人」還活著呢，不僅毫無意義，還失掉了一些人因他的「自我消滅」而對他產生的同情心。
何新首次給我留下印象的「自殺」是在10年前，源自日本經濟學家矢吹晉。這位矢先生比較親中國政府，常去北京，和那些有些頭銜、被官方認可的所謂學者們見面。他活該倒霉的是也見了「何新」。
矢教授後來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說，他去北京和何新匆匆見了一面，隨便聊了聊；但返回日本不久，就看到中國官方《北京週報》刊出長篇的「何新、矢吹晉對談錄」，文中以何新「對談」的口氣，大談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世界如何按馬克思主義原理髮展等。這位矢教授矢口否認有這幺個「對談」，他說當時只是簡單地聊了幾句，何新既沒提出要採訪，更沒有說過要「對談」，這完全是憑空捏造！
矢大教授的惱火可想而知，但他畢竟是個知識人，做事不能像中國何那樣，他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常識做。於是他耐著性子、忍著怒火，起草了一封信給《北京週報》，說明原委，要求解釋並更正。可《北京週報》絕不和日本人週旋，乾脆不予回音。矢吹晉的「惱火」還沒有吹盡，中國最大的黨報《人民日報》又全文轉載了這篇約一個整版的「對談」，唯一的修改是把矢吹晉的名字換成了「日本經濟學家S教授」。從沒有遇到過這種「待遇」的日本教授憤怒已極，因此在東京召開了記者會，強烈抗議何新和中國新聞界的流氓行為。
矢吹晉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被何新耍了一次流氓，又被中共媒體強姦了兩次。從《人民日報》在轉載時把矢吹晉的名字隱去，說明《北京週報》不僅接到了矢教授的投訴信，而且《人民日報》也知道了這個內情。但為什幺黨報們還這幺流氓呢？
實際上不論《北京週報》還是《人民日報》都不大可能要預謀「陷害」矢教授，因為他是親北京政權的「外國友人、學者」。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報紙宣傳功能的需要，不得不「犧牲」 一下日本友人，誰叫你做友人了，現在中國的流行語是「殺生宰熟」，專撿身邊距離近的開刀。
何新和黨報合夥做這件事，目的就是要抬高這篇「對談」的權威性。因為「對談」內容多為共產黨對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解釋。當然，黨完全可以把它作為「社論」或「本報評論員文章」發表，黨報經常是這幺干的，但當時剛剛經過六四屠殺兩年多，黨的喉舌們也感到有點舌苔厚重，口腔味道太濃，他們的話人們不願聽。在這種時刻，有這幺一篇和外國友人的全面、堅定、肆無忌憚地維護共產黨專制理論的「對談」，對於《人民日報》的上甘嶺們，這等於雷陣雨了。
這份「對談」顯然比黨報直接發社論有更多「優越性」：一是何新官銜是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名字好像挺學術的，不像在天安門廣場上端刺刀捅學生的那些大兵；從這種「學者」嘴裡說出，可以證明中國學術界還是有人堅定支持共產黨的；況且何新不是和解放軍大兵論殺人，而是和日本知名經濟學教授論專制，給人的「啟示」是，連日本都有教授重視何大學者，這樣黨的理論不僅在「國內學術界」得到「迴響」，而且走向了「世界」。
矢教授在記者會上說，他曾一連給《人民日報》寫了三封信，說明真相，要求更正和道歉。但這家黨報連為了禮貌回封信都沒做。其實《人民日報》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它回信說什幺呢，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只能裝聾作啞。矢吹晉沒有說他給何新寫過信，在他那裡，何新的行為無異於「自殺」，有必要和「死人」說話嗎？
在中國人裡，堅定維護共產理論的人物一直不少，但像喬木啊、立群啊，雖然拚命往左邊擠，但畢竟「始終如一」，堅持僵化，選擇繼續做「恐龍」，讓拍《朱羅紀公園》的史匹伯格也沒辦法，總不能把人家當作外星人，送到外星球上吧。但即使喬木和立群們也沒有膽量編造一篇和外國友人的「對談」，然後拿到《人民日報》上發表，而且是在矢教授還沒死的情況下。
何新的這次「自殺」在《北京週報》和《人民日報》圈內是任人皆知的；矢教授的信（前後4封）也有很多人看到了。雖然黨報利用了何大學者一把，但何新就像阿拉法特手下那些恐怖組織派出的自殺炸彈烈士似的，炸一把自己也死了。
到底何新是不知道「自殺炸彈」這種事兒玩不得，代價太大，要把自己賠進去；還是何大學者「知識越多越反動」，就不怕玩邪的；為了黨國命運，哪怕丟了靈魂、當「植物人」也在所不惜呢？
既然何新已經出來闢謠，說自己還沒自殺，那我就勸他以後也想開點吧，即使中國的天再翻個個兒，也不必再尋短見了；因為何新早已「自殺」，從我聽到矢吹晉在東京開的那個「葬禮」，就在心裏為他下葬了。安息吧。阿門！
2002年8月12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家】http://observe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