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難填的貪官污吏
用位高權重形容這３位貪官似乎並不誇張：在浙江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位置上東窗事發的周航，曾任省政府副秘書長、省計經委委員等職；朱承嶺，案發時為浙江省供銷社主任、黨組書記；原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羅鑒宇，曾擔任過浙江日報副總編輯、紹興市委宣傳部長、市供銷社主任、嵊縣縣委書記等職務。
這３個人中，羅鑒宇的年收入近２０萬元；朱承嶺每年的總收入超過３０萬元；周航包括工資獎金在內，各種進項年均也達３０余萬。和普通機關幹部相比，他們應當屬於幹部中的高收入一族了。但是，高收入卻填不滿貪官們的欲壑。
現年５４歲的周航，從上世紀９０年代擔任浙江省省計經委辦公室主任開始，就不間斷地收受浙江一建公司項目經理葉旭明等５６人的賄賂１８８次，共計人民幣金額達到４０７萬元，還有高檔手錶和金手飾等貴重物品，直到案發前幾天他還在收受賄賂。
為了撈到金錢，周航到了雁過拔毛，不擇手段的地步。對於像葉旭明那樣的「老闆」送來的總計達百萬元的賄賂，他敢收；對浙江省政府明令要扶持的特困企業，他也要藉機賺一把。長廣煤礦公司是浙江省的特困國有企業，１９９５年底和１９９６年底，長廣煤礦駐杭辦主任刑某為求得和感謝周航在解決資金等事項的支持，先後兩次共送給周航１．２萬元人民幣，周毫不臉紅地笑納了。
擔任省藥監局局長後，托周航買正宗人參的很多。他先給人家買便宜的，然後按門市價賣給人家，從中獲得的差價就有４萬元；還把自家的人參賣給人家，連發票都沒有。
羅鑒宇貪婪的程度也不遜色。經查，羅違法所得接近３００萬元。他對金錢的追求幾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只要替人辦事，就索要「回報」。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５月，浙江紹興某公司的董事長任某為感謝羅幫助他借貸資金、推銷黃酒，先後５次送錢給羅，共計人民幣１５．６萬元，美元１．５萬元，羅均收受。羅在任某的牽線搭橋下，自作主張向紹興蘭花電子集團出借１０００萬元公款。任某為此連續３次送給他近１０萬元。
羅鑒宇還以單位職工搞福利等名義，高價幫人推銷花生、葡萄、領帶，甚至賀卡，從中獲取利益。他在接受調查時說：「我其實並不缺錢花，有時在口袋裡放幾千塊錢，過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儘管如此，每次看到錢，我心裏還是很高興，每次拿到別人送的錢就會有一種愉悅感。」
與周、羅兩人相比，年過不惑的朱承嶺收受賄賂的層次似乎要「高」一些。他不輕易出擊，但在與個別大款交上「朋友」、結成利益共同體後，就獅子大張口了。從１９９７年底至１９９９年春節，浙江今日房地產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徐敏為達到向供銷社借貸巨額資金的目的，先後３次送上總額１４萬元的賄賂，朱承嶺如數收下，為徐大開綠燈，違規拆借資金達３０００多萬。
杭州萬豐服裝有限公司業主施某為了感謝朱承嶺對公司的幫助，送上美金１萬美元，朱也予以收受。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春節前，朱收受原浙江省興合集團下屬企業負責人陳某、鄭某、施某等人送的現金共計９．５萬元。在此期間，朱承嶺作為省供銷社的「一把手」，在他們的職務升遷、獎金分配上等直接為其謀取利益。
貪婪背後是生活腐化
生活腐化墮落，貪圖女色，是這３位貪官的共同特點。這必然導致他們在金錢上的貪慾，以此支撐荒淫無恥的生活。
據個體老闆徐敏交代說：「第一次與朱承嶺吃飯，我就知道他有兩大『愛好』，一個是愛財，一個是好色，要控制他是很容易的。」此後，每當朱承嶺到杭州的一家歌舞城「活動」，徐就不失時機地找幾個漂亮的小姐給朱送上，陪他唱歌、跳舞。再後來，朱基本上每次吃完晚飯後，都提出要「活動活動」找小姐，在杭州之江度假村、夢湖山莊、黃龍飯店、北京崑崙飯店等地嫖娼。徐敏為朱付的「小姐費」就達兩萬多元。
朱還到處物色「情人」。他到四川等地出差，認識了幾個女子，不久就成了他的「情人」。朱在北京認識了一名後，直接給本單位人事處「交待任務」，將那女子調到省供銷社，還冠冕堂皇地說是「引進人才」，委以官職。
更為荒唐的是，１９９８年朱承嶺在北京學習期間，竟然以生活枯燥為由指使徐敏，三次從杭州帶所謂的絕色妓女坐飛機上北京，在崑崙飯店供朱承嶺嫖宿。
在此同時，朱承嶺大筆一揮，將３０００多萬元的公款「借給」了徐敏。徐則一邊揮霍，一邊不斷地尋找合作項目，以便不斷地向朱「借」錢。為了讓供銷社參與滿隴桂雨公園的建設項目，徐敏五次上北京做工作，在金錢和女色夾擊下，終於擺平了朱承嶺。
羅鑒宇、周航個人生活也很糜爛。個體老闆陳某是羅在嵊縣工作時就認識的「老朋友」。當得知羅任省新聞出版局局長後，立即像蒼蠅一樣叮了上去，千方百計供羅吃喝玩樂。羅先後在西班牙、香港和上海等地觀看艷舞表演，洗桑拿浴，接受異性按摩，還讓陳某從國外帶回來「偉哥」享用。
這３位貪官徹底喪失了共產黨員應有的人生觀，淪為金錢和腐朽生活的奴隸。因此，工資和獎金再高，也不可能填補他們空虛的精神世界，更不可能扭轉他們已經變形了的人生軌跡。朱承嶺和羅鑒宇有著居功自傲、獨斷專行的特點，而周航卻顯得處處平易近人，相對比較低調。但在弄權牟利方面，他們３人的做法基本一致。但可悲的是，他們許多違反法律、法規和內部管理制度的行徑，竟然沒有人能夠及時出面制止。
這３位領導幹部淪為罪犯，留給我們的警示是多方面的。事實表明，幹部在放任自流中則會墮落。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如何嚴格遵守和維護民主集中制，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這是一個比高薪更緊迫、更需要採取措施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