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少民、高瞻等人的"間諜案"相比，楊建利的命運似乎更爲不妙。因爲，一，李、高二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須有，而楊建利畢竟使用了假證件--儘管這是不得已的自我救濟和對惡法的反抗--給了中共安全部門以口實。二、李、高等人被控間諜罪時，由於撞機事件的影響，中美關係正在低潮時期，雙方都要進行緩和與修復的努力，"放人"乃爲中共最慣用的交換籌碼。而現在，9 1後的中美關係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美方的放人要求並不強烈，中共也就不必太著急。三，中共十六大召開在即，高層正忙於權力分配之爭，就連陳水扁高調挑戰中共，使出"一邊一國"和"公投立法"的激將法，中共高層都無暇顧及，何況楊建利以及其他受到國際關注的人權個案。四、現在，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也是中共高層的換代權爭，人權問題暫時處於輿論關注的邊緣。而沒有足夠的國際壓力，中共內部並沒有改善人權的動力。
然而，以中共近年來慣用的外交手法來推測，江核心也不會長期監禁楊建利，只是這個政治人質的拋出需要精打細算，使交易所獲得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共要在自認爲的關鍵時刻才能出手。直到現在，中共對楊建利案如此諱莫如深，絕非因爲抓住了真正的"罪證"，而是另有所圖。如果只用"假證件"來定罪，楊建利至多適用於中共的行政處罰條例，而不適用於嚇人的刑法（顛覆罪等）；如果給楊建利加上其他更嚴重的罪名並對外公布，無疑會引起美國及國際輿論的新關注，還不如這樣無聲無息地冷處理。江澤民10月份訪美，小布希宣布將邀請江主席來德州農場吃烤肉，也說不定，美國已經得到了某種人權的承諾，中美的人權對話不是即將舉行了嗎。即便沒有，等江澤民和小布希第三次見面，如果江謀求連任能夠得到小布希的默許，或美國承諾在臺灣問題上不支援"台獨"，只要二者得其一，只要小布希在會談中提到楊建利名字，楊建利就有可能作爲回報之"禮物"送給小布希。
江、朱一貫的親美態度，使一系列中美衝突得以低調解決，也許是江、朱體系最明智的決策了。但是，國內巨大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壓力，也使江核心在表面上不能對美國過於軟弱。於是，抓有美國背景的人當作外交人質，成爲中共要挾美國新政府的又一張王牌。經過反反覆覆的討價還價，大多數被中共逮捕的有美國背景的大陸人先後獲釋，而每一次放人，中美關係及其人權對話也有了新的開始。
這分明是無賴行爲，無論捉放都是一種下流敲詐，卻戲劇性地演變爲中共向美國表達善意的外交慣例，成爲緩和中美關係屢試不爽的殺手鐧，如同劫匪爲了緩和與強大遠鄰的關係，用綁架了人質的野蠻手段進行要挾和敲詐，而國際主流社會又在無奈中接受了這種下流做法，成爲正規國際關係之下的潛規則，成爲普世人權原則之外的另一套外交語言。實際上，這就等於獨裁者在玩弄《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國際公約，玩弄以推進全球民主化和捍衛普世人權爲己任的自由國家。換言之，當道義合法性無力支撐中共政權之時，政績就成爲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大陸上的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可以作爲中共自我炫耀政績的資源，都是中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維持一黨政權--的交易籌碼，即便明明是踐踏人權的行爲，也可以成爲政治交易的王牌。經濟增長、扶貧工程、希望工程是中共的卓越政績；村委會選舉是中共進行民主建設的傑作，並請來美國前總統卡特爲農村基層民主作秀；費改稅是減輕農民負擔的又一大善舉，即便阻力重重無法推行仍然是爲了農民；嚴刑峻法的反腐敗顯示了中共建立廉潔高效公務員制度的堅定決心；妥善化解撞機危機是第三代領導核心成熟地駕馭國際風雲，加入WTO是中共對外開放姿態的充分顯示，申奧成功證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高度認可，釋放美國點名的政治犯是中共改善人權、向國際社會表達善意的努力；與俄羅斯的結盟和重提對無賴政權朝鮮的戰鬥友誼，是爲了加強與美國對抗和討價還價的外交籌碼；"七一講話"之後對"三個代表"的瘋狂造勢，是爲了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的偉大理論創新……
按照中共的邏輯，沒有中共就沒有新中國，一切成就都歸功於中共，任何可能的威脅所導致的最可怕結果先是"亡黨"，接著才是"亡國"。這樣，黨不但被等同於國，而且高於國家，也自然高於民族和人民。黨在國在，黨亡國亡，國亡族亡、族亡民亡，中國就是中共一黨的私產，民眾就是中共的人質。當年，毛澤東爲了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和阻嚇美帝國主義，放出不惜犧牲三分之一中國人與美國打核戰爭的狠話；鄧小平也用放縱中國人向西方偷渡移民來要挾西方國家；江核心更不斷地用中國內亂、餓莩遍野的可怕圖景，來威脅西方國家，爭取國際社會對一黨政權的默認。"亡黨亡國"，多嚇人的恐嚇，中共全然不顧及在中共執政之前，中國作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亡黨"的前景歷歷在目，但是中共政權的崩潰怎麼就會導致"亡國"？！
古代的皇帝說：朕即天下，絕對服從皇權就是服務於國家利益；現在的中共說：黨即國家，爲黨的利益就是爲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人權自然也要服務於一黨利益，抓人和放人，不過是實現一黨利益的謀略而已。如果說，在古代社會，人類還沒有進化到把人視爲最高目的文明程度，人被視爲維持政權的工具還不會引起人類公憤的話，那麼當人類社會已經進化到"人權高於主權"的文明程度的時代，國際上公認的正義準則就變成：人是最高目的，其他的一切皆是爲實現這一目的的工具，包括政黨和政府。而在大陸，野蠻的中古規則仍然主宰著中共的觀念和行爲：黨是最高目的，其他一切皆是手段或工具，人質遊戲也屬於這種保權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
中共政權治下的大陸，不僅在經濟上充滿了不公正，在人權問題上更進行露骨的"等級歧視"。在我列出的以上被踐踏人權的群體中，就受虐待的程度而言，有美國背景的人是第一等級，反腐敗中的中共高官是第二等級，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算是三等人犯，其他的群體完全在等級之外，想怎麼虐待就怎麼虐待，反正國際社會也管不過來。相比之下，逃到加拿大的遠華案主犯賴昌星真是太幸運了，起碼可以受到公正公開的司法對待。如果在大陸，正如朱基所言：已經夠槍斃數次了。吳弘達、貝嶺、李少民、高瞻、覃光廣等，這些具有美國背景的華人的一次次捉放，是因爲中共外交的主軸是中美關係，而又由於在道義上實力上的明顯弱勢，中共在與美國打交道時總是捉襟見肘，但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又不能和美國撕破臉皮，還必須與美國維持穩定的關係。而美國的軟肋，有大資本的經貿利益，也有政治上的人權至上。美國對中國是經貿上互惠和政治上批評，中共對美國是以開放市場和大筆訂單的利益收買爲主，以捉放政治人質爲輔。所以，只要沾了美國國籍的邊，找個藉口抓起來就是一張外交牌，美國向中共政權推行人權外交，中共就向美國還以"反人權外交"，而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不能抓白種美國公民，專門抓黃種美籍華人……中共玩弄人質外交的遊戲，完全著眼於維護政權這一根本利益來，每一次捉放皆會換取重大的外交利益。試想，中共如果不在國務卿鮑威爾訪華的時刻放了李少民、高瞻、覃光廣，中共望眼欲穿的中美高層會談就將蒙上濃重的陰影，說不定還會泡湯。
六四屠殺剛剛結束後，爲了緩和國際社會的憤怒，恢復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從鄧小平放逐方勵之到美國開始，中共政權的捉放遊戲，由無奈之下的偶然行爲逐漸演變成黨權外交策略的組成部分，玩的日趨嫻熟和精巧：
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釋放與93年申奧有關；
王軍濤於94年被保外就醫送往美國，與最惠國待遇、聯合國人權大會相連；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醫、流放國外成爲江澤民急欲訪美的籌碼；
王丹、劉念春被保外就醫流放美國，是對克林頓98年訪華的酬謝；
等克林頓一走，中共轉過身就抓了更多的國內異己人士所謂人質，他們至今仍身繫牢獄的，徐文立、王有才、江棋生、楊子立、熱比亞……這樣的人是數不過來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監獄中從來不乏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異己人士。他們都沒有西方背景，不要說還他們以公正，就是身體狀況持續惡化也很難改變他們現在的命運。對某些知名異己人士的捉放戲連續上演，不過是中共爲了維持政權這一根本利益的手段的一部分，而絲毫無助於大陸人權的實質性改善。那些知名度低的持不同政見者、那些法輪功學員、那些被塞進列車遣送回鄉的民工、那些在嚴打中被從重從快判決的人、那些在反腐敗中作爲政治鬥爭犧牲品的人、那些受到專政的嚴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人……並不會因中美關係的改善而受到中共政權的善待。
西方政要與中共的政治交易，常常受到一些流亡海外的異己人士的指責，在WTO、最惠國待遇、北京申奧等問題上，指責西方政府以出賣人權來換取中共承諾的經貿實惠，國際壓力也的確會因利益計算而在道義上踉蹌顛仆，甚至有些自由國家公開屈從於中共的要挾。然而，我的想法一直是：雖然西方政府與中共有著私下交易，惟利是圖的國際大資本把商業利益置於道義人權之上……皆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在指責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亞洲和華人世界、特別是我們自己。日本和南韓等民主國家，何時對中共提出過人權問題！港臺精英們的表現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狀況提出質疑，反而爭相向中共政權獻媚。而我們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時代裡活得聰明自在。從根本上說，中共不尊重起碼的人權標準和道義規則的行爲，首先是國人自己在利益的計算中默認了，用出賣道義換取既得利益。當中共得不到來自國內的足夠民間壓力時，國際壓力在道義上也就不可能那麼純粹，其作用也得不到充分發揮。我們自己的沈默和懦弱，才是國際的道義壓力難以發揮的主要原因。西方國家的利益計算再齷齪，也比不上我們自己的利益算計來得下流。以大陸的廣袤領地和眾多人口，以國人現在的精神狀態和實際作爲，就是再有幾個美國的壓力，也無法在實質上推動大陸的政治進步，因爲國際壓力在中國內部找不到民間著力點。要想爭取足夠的國際道義的支援，並使國際壓力產生實質作用，國人先要挺直自己的道義脊樑，國人的脊樑挺直了，國際道義力量對中共說"不"之時，也就會變得更加理直氣壯且更爲有效。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