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這個目標做出努力由來已久，一切作為都是鋪墊。如果說根據地時期有關的講話、文章、文藝座談會、整風等等只是預習，一進城，文革的序曲就奏響了：僅就大事而言：1951年2月底，電影《武訓傳》在北京公演，5月10日《人民日報》便發表社論，指出這是在「狂熱宣傳封建文化」，聲明諸如此類也是共產革命的對象；1953年藉著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從此學術權威讓位給政治強人；1954年夏天，胡風交了一份《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秋天就受到嚴歷斥責，罪名看似空洞，用意卻很明白－－品評文藝作品之權在黨中央。從此開始了由點到面的整肅。文化藝術部門裡的反黨集團不斷湧現－－每一個人都代表著某類作品、某種藝術形式，在毛澤東看來，都有鮮明的階級性。通過後來的反右、社教等等政治運動，對意識形態的觸動越來越深。
毛澤東的理論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要相互適應，經濟體制變了，思想意識就得跟著變，不然就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社會制度可以用槍桿子改造，思想文化改造呢？靠政治運動。所以，文革前黨在文藝範疇內的歷次行動，都不是偶然的、即興的，而是毛澤東徹底改變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大計中的一個個環節。雖然文革前的中國，文史哲教藝已經相當無產階級政治化了，毛澤東還是看不下去，以他的立場和標準，文藝是帝王將相的舞臺；教育「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歷史哲學領域則「封資修」貨色氾濫。劉少奇不像毛那麼敏感、那麼緊張，與毛配合不利，所以毛要拋掉他另組班子，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就是一箭雙鵰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引用毛澤東的話也是這麼說的："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為通過這種「認真的演習」，可以找到一條免除「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快捷方式，永葆革命江山。卻不想，用「馬上得天下」的辦法治天下，不啻南轅北轍。從「階級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中推衍出來的，在各行各業、各個地區開展「斗、批、改」的戰略戰術，給中國人帶來的惟有災難。把毛澤東一生的事業放在中國歷史的進程裡看，他起到的進步作用早在文革前就結束了。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澤東出人意表強調的：黨內有人在走修正主義道路，中國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云云，並非妖言惑眾、駭人聽聞。今天的局面證明，鄧小平接手之後，中共在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上走得比毛澤東的擔憂的還要快、還要遠。時間上正應了毛：「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的話。然而，黨變修國變色的結果卻出乎毛澤東的預估：復辟給人民帶來的是富裕，給國家帶來的是繁榮，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是強盛和進步。
站在毛澤東的道德標準和政治立場，文化革命應該搞。那時候，他大權在握、魅力無限，中國人信以為真，平白當了一次試驗品。有了這個教訓，中國就得從速建設民主政治，按時代的要求自己選擇國家領袖，不能再讓落伍的政治人物左右我們的命運直至他跨鶴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