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陸一些正在得意的精英來說，關於大陸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地方分治的議論，簡直是天方夜談，甚至是惡意的詛咒。但是杜拉克的預言確有深刻的依據。大陸精英的主流看法是，既然我們的經濟增長如此快速強勁，國力越來越強大，怎幺會有分裂之虞呢？杜拉克直言，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危機將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社會危機。而危機的根源恰恰是高速工業化和隨之而來的都市化。
現在，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國大陸正在高速都市化的過程中，但是，都市化為何會帶來地方分治的壓力呢？這是許多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在北京權力圈裡的精英們所想不通的。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權力結構，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可是，杜拉克的邏輯是，現代的都市社會必須建立在公民享有平等權利的基礎之上，否則，社會不可能穩定，亦不會有持久的繁榮。由於中國存在巨大的地方差異，在大一統的權力結構下，不可能實現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因為，大一統的核心是統一的等級秩序，而不是平等的個人權利。中國既要轉向尊重個人權利平等的現代社會，又要面對巨大的地方差異，除了實行地方分治，別無他途。
為什幺地方分治既可以滿足個人權利平等的基本原則，又適應中國地區之間高度不平衡的現實呢？這是因為，在每一個自治的地區內，每個公民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儘管各個地區的成員權利是有差別的，就如同現在歐洲共同體各個成員國的情況一樣。這是因為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水平不同。但是，各地區成員權利的差別，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每個地區的內部，遊戲的基本規則都是一樣的：公民權利平等。
杜拉克關於中國大陸將會出現地方分治的預言的現實依據是什幺呢？他所依據的基本事實就是，中國大陸的高速工業化和都市化，正在把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變成基本權利的不到保障的城市"流民"。這些"流民"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受到嚴重的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社會因此而高度緊張，隱藏著巨大的危機。杜拉克說"我從個人的經驗得知，當社會陷入高度緊張時，不需要多少東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會引暴問題。因此，我為亞洲擔心。"
中國大陸的城市由於農民的大量流入而呈現出極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國慶放長假的議論。作者說，他發現七天的長假，許多服務機構，包括公共圖書館都照常開放，原因並非是職員輪休，而是值班的都是二等公民，即他們都是沒有城市戶口身份的所謂"民工"。大陸的公共假日，包括週末都與"民工"無關。他們每週工作七日，每日工作超過十個小時，而工資僅相當於正式公民的八分之一，更不用說沒有其它福利。
杜拉克關於中國大陸將要分治的預言是否會像他許多預言那樣成為現實呢？我想，他的邏輯並沒有錯，但是，十年的時間恐怕太短了。杜拉克像其它許多西方人那樣，容易低估中國人承受不平等、不公平的能力。大陸民工進城的第一代人，但凡有口飯吃，就不至於造反。因為中國人實在是怕亂，正所謂"寧作治世犬，不作亂世人"。不過，對於在城市裡面長大的"民工子弟"來說，他們會不會繼續信奉這個哲學，就很難說了。只是現在被允許在城裡與父母同居住的民工子弟，數量不大，平均年齡也還小。"民工子弟"在大陸的城市要成氣候，至少還需十幾年。到那時，現在鼓吹"大一統"的大陸權貴和精英們，很可能正和他們移民海外的子女一起，在西方國家享受當地公民的平等權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