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4年1995年，卞悟就在當時的《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四篇長文專論「公正至上」，尖銳地提出在市場化改革中「掌杓者私分大鍋飯」或「掌杓者私佔大飯鍋」的問題。不久前，卞悟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上發表長文「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極有份量。我以爲，凡要瞭解中國經濟改革問題者，不可不讀卞悟先生的文章。
八九以後這十三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於是，不少人說這是新權威主義的勝利，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路線的勝利。我承認這種觀點並非全無道理，正因爲中國是在專制高壓下推行經濟改革，因此實行起來全無掣肘，格外順利，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果然很低。
然而，中國的私有化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整個缺乏合法性。俄國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不管有多少問題，但是，因爲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與合法性卻無可置疑」。雖然十幾年來這些國家多次政黨輪換，但產權配置的結果卻得到公認，不曾有、也不會有「秋後算帳」的問題。
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的私有化是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私有化的結果就不會被世人所承認，由此形成的產權配置就沒有合法性。正如卞悟所說：「平時公眾在壓抑下不能作聲，一旦民主了，他們能不提出質疑？」
卞悟指出，迄今爲止，世上有兩種民主轉型的成功經驗，第一類，如拉美、南非、東南亞，民主化以前就是傳統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對它們而言，實現和平的民主轉型無須乎再進行經濟改革，只要在政治上達成和解就大功告成。另一類是俄國和東歐國家，它們是在公共資產大體保持完好的情況下完成民主化，因此其結果基本上有合法性，能被公眾接受。中國則不同。「中國如果等到公共資產不明不白地『流失』完畢後再來搞民主化，就會面臨以上兩類國家都未面臨過的大難題：長期被說成是『公有財產』主人的公眾一旦有了知情權、監督權乃至決定政府命運決定權時，卻發現他們的那一份資產已被偷光，」那時產生的問題，就決不是只要達成政治上的和解便能夠完事大吉的了。因此，卞悟先生發出最後的警告：中國若不及時地開啟民主進程，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類似的警告，有識之士(包括卞悟先生本人)早就多次提出過，可悲的是，這種清醒的聲音卻一直很少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呼應。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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