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胡平兄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並甚為感謝他的褒獎。上週寫作〈什麼時候不是『槍指揮黨』〉的時候，原擬這週再來討論的；只是胡平兄大作在前，這裡或有重複，敬請胡平兄與讀者諸君見諒。我的答案，是著眼三個層面，那就是：第一，意識形態與暴力之間的關係；第二，組織與個人的關係；還有第三，那就是最高權力與一般權力的分別。
先說意識形態與暴力的關係。誰都知道，中共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立黨的政黨。從世界範圍講，先有馬克思主義，後有共產黨；就中國歷史看，誠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後那些『覺悟的』知識份子才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問題是，單靠這套舶來品的意識形態，中共並不能在當時正當軍閥混戰的中國闖出天下。很快，毛澤東發現了一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對於這個認識，毛坦白承認，是從軍閥那裡學來。毛批評黨內同志說：軍閥還知道不能當一個空頭省主席而放棄軍隊呢，怎麼我們共產黨員就是不懂！毛明白了：如果不能掌握軍隊，憑你有什麼頭銜，都是說話沒人聽的。於是，以一介書生，他拉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從此不僅開闢了共產黨革命的嶄新階段，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共領導層的突出地位。
不過，毛澤東不是軍閥；他比軍閥高明。高明就高明在他有一套意識形態，有共產黨這樣一個組織；他也善於把意識形態與組織因素貫徹到軍隊之中去。去井岡山的路上，他就搞了『三灣改編』，實行了所謂『支部建在連上』的政治指導員制度，以保證黨對軍隊的控制和領導。所謂『黨指揮槍』，也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來的。不過，這裡的『黨』，應該讀作『毛』。
為什麼呢？這就來到了另一層關係：組織與個人。黨是一個組織，而且是一個嚴密的組織；那麼，問題是：這個組織的權力屬於誰？毛澤東發現：那個掌握了槍桿子的領袖，可以用『槍指揮黨』。不過，並不能因此放棄『黨』的功能－－否則還不是與軍閥一樣水平？槍桿子本身也不是好玩的，所以，反過來，還要強調『黨指揮槍』，才能保證槍在你的手中，才能保證用『槍指揮黨』的是你老兄而不是另外一位同志。於是乎，黨也好，槍也好，其實都是聽一個人指揮，而這個人就是掌握了『槍』又代表『黨』的偉大領袖（或『總設計師』，或『領導核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就涉及到了最高權力和一般權力的分別：最高權力者，信奉的是『槍指揮黨』；在最高權力的爭奪中，決定的因素是槍桿子。而一旦掌握了最高權力，成了『黨』的化身，那就要從上到下地強調『黨指揮槍』了。當一個省長，好好經營與中南海的關係就可以了，哪裡有什麼『槍指揮黨』的問題？不過，最高領導人不會犯糊塗：既然昨天我可以『槍指揮黨』，今天說不定哪個傢伙也要走這條路上來；所以，『黨指揮槍』的原則不可動搖，那表示：我現在代表黨來掌控槍桿子，你們休想以『槍指揮黨』的方式從我手中拿去這最高權力。
一句話，『槍指揮黨』，造就某人代表黨的地位，說的是：要掌黨權，必固軍權；而『黨指揮槍』，則保證這一地位不被別人（在戰爭年代，尤其是軍人）挑戰，說的是要固軍權，必有能夠代表黨的資格。換句話說，在中共政治中（也許是在所有政治中），權力的本質是『槍指揮黨』，也就是暴力；而權力的鞏固則需要進一步依賴組織與意識形態，也就是『黨指揮槍』。不懂得前一點，那個政治水平還不如個軍閥；而只懂得前一點，則不過與軍閥比肩。許多人相信『黨指揮槍』是中共的原則和制度，是因為只看到了一個方面；可是，十六大的權力再分配，涉及最高權力，分析的時候那就不可忽略『槍指揮黨』這個『潛原則』或『深層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了。江澤民比那些幼稚的觀察家更懂得這一點。他知道：一手以槍玩黨，一手以黨玩槍，就可以使一個本來既沒有槍桿也沒有黨位的人高居於黨與槍之上。能玩到這一步，江澤民確實是不愧和毛澤東、鄧小平並列了－－我承認，這才稱得上是『高舉鄧小平的旗幟』。
據（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