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會」比任何概念更能表達中共一直在追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首先，它不僅是對西方「中產階級」概念的刻意拒絕，而且也是對西方式民主的拒絕。在西方，人們一般習慣使用「中產階級」的概念，「小康社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共的「中產階級」觀。「中產階級」的概念儘管早已經為大陸知識界所接受，但是中共的官方語言中從來就沒有使用過這一概念。但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是西方民主話語的一個有機部分。中產階級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和西方代議民主相關聯。十六大報告既然否定了西方式的民主，也就必須拒絕使用「中產階級」的概念。
其次，「小康社會」和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相關聯。在鄧小平之前，康有為早就使用過「小康」的概念。中國具有數千年的平均主義傳統，「小康」是整體社會的理想，而巨大的貧富差異的出現則是社會動亂的前兆。這次中共使用「小康社會」的概念是其對中國特色的一種特別的表達。其中隱含著的平均主義理想也是可以為中國社會下層所能接受的。
再次，「小康社會」的概念表明中共的目標就是要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化」。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老左派似乎要把中國社會的無產階級永久化。儘管老左派還有些市場，但改革開放已經使得這種狀況不可能。儘管中國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分子，但是誰也不想回到那個無產階級的時代。提「小康」的概念表現了高層所說的與時俱進，否定了傳統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理想。全面進行小康社會建設就是要使得中產階級普遍化。
第四，提「小康社會」既是對黨內左派的回應，也是對資本家階級的前奏性限制。去年江澤民「七一講話」容許資本家入黨以後，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同意見普遍存在，有些甚至公開表示反對。儘管高層發動的學習教育運動遏制了不同意見，但是高層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這次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算是對反對派的一種正式回應。因為說到底，這是鄧小平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另外一種說法。
但是，很顯然，這也是對新生資產者的限制、甚至警告。這次十六大，大多數人的焦點都放在了資本家入黨方面，私營企業家也成了這次會議的重頭戲。但是，沒有任何理性認為這個新生階級已經真正成為中共的依靠力量了。「小康」的概念表明私營企業家所主導的經濟發展必須遷就於整體中國社會的發展。在社會的大多數還是很貧窮的時候，不可以出現大資產者或傳統意義上的「大戶」，否則就會出現革命性的不穩定因素。實際上，高層很難忽視近年來中國社會上左派力量的興起及其社會存在著的大量的驅使社會向「左」轉的因素，如「三農」問題，失業下崗情況的惡化等。
「小康社會」儘管包含有諸多的理性，但它給高層的「三個代表」理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從表面上看，如很多人所解讀的，兩者是一致的，認為中共通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代表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如果把「小康社會」和「三個代表」兩個概念放在一起，就是說，一要發展，二要公平分配發展的成果。要發展，就要依靠私營企業家和其它非國有的部分。這就表明，政策必須向私營企業家傾斜。但是，要公平發展，就要對私營企業家加以諸多的限制，政策向社會下層傾斜。理論上說，兩者可以同時做到，但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機制。
如果各個社會階級都能表達自己的利益並能表達於國家的政策過程中，這樣他們的利益可以被代表。但中國沒有這樣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和聚合機制。一些社會階層如官僚階層、紅色資本家和私營企業家可以通過非正式的途徑影響決策，但另外一些階級如工人和農民則沒有。沒有利益的表達，利益的代表也就是成了空話。所以，「三個代表」最多就是黨自上而下地用自己的方式來「規定」和「代表」各個階級的利益。但更有可能的就是共產黨只想用各個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對各個階級作政治控制罷了。如果是這樣，中國社會不僅不會發生民主政治，統治機制反而會變得更具有高壓性。
「小康社會」是中共「中產階級」的特殊話語，但中共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支撐並提高其統治合法性的中產階級，而不是一個能夠挑戰其權威和導向中國民主化的中產階級。在西方，中產階級和民主政治相關聯。那麼，在中國，「小康社會」是否表示民主政治的不可能呢？提出這個問題具有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意義。
（原載《信報》、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