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繼續下去，既可以是一種不好的徵兆，也可以是一種很好的跡象。前者指的是權力繼承有沒有完成的問題，後者指的是共產黨是否可以「退居二線」的問題。
前總書記江澤民高姿態的行為，如果是因為他不想放棄真正的權力，而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繼續主導中國政治，那麼就說明這次權力繼承根本就沒有完成，或者可以說，剛剛開始。如果這樣的話，其中包含著的信息是非常消極的。這表明，新一代領導層還不能形成，更不能形成自身的政策、路線和方針。人們會不清楚，到底誰是中國真正的領導者？這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都是極其不利的。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實際上和毛澤東時代劉少奇的處境，鄧小平時代胡耀邦、趙紫陽的處境還要差一些。無論是劉少奇、胡耀邦還是趙紫陽至少都走到了第一線，但現在胡錦濤連上第一線還不能。儘管這樣，如果發生了較為重大的政治、經濟，甚至是社會的「突發」事件，作為總書記的胡錦濤還是要負起最大的責任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筆者個人倒不太情願去相信上述這樣一種情形，而相信現在這種對很多人來說是很特別的情況是有其合理之處的。人們是否可以提出共產黨是否可以「退居二線」這樣一個大膽的問題。江澤民現在的高姿態的制度基礎或者合法性是什麼？我想只能是「國家元首」即「國家主席」的職位。儘管實際上的權力是黨的軍委主席，但是這個職位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都不能說明其高姿態行為的合法性。就國內來說，中共的原則是「黨指揮槍」，這條原則現在還在使用。從國際來說，更不能用軍委主席的名義了，因為不管軍隊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如何，但中國還是一個文人政府，而非軍人政府。
如果是「國家主席」的職位論證了江澤民高姿態的行為的話，那麼就可以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了。第一，這樣做可以幫助黨的功能的轉變。在任何國家，任何政黨的最主要的功能是組織政治，而非直接行政。就是說，政黨只是一個動員政治力量的機器，而不是政策執行的機器。一旦當政治動員（如選舉）完畢，政黨就可以退居二線了。十六大宣布中共已經從一個革命黨轉變成為執政黨。這是一個很開的開端。如果今後一直是國家主席而非黨的主席活動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那麼中國政治就會有很大的進步。
第二，這樣做有利於黨政分開的原則。黨政分開是鄧小平時代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但沒有實現。在一黨執政的國家，黨政實際上是分不開的，這在其他國家也是一樣。重要的不是要刻意去把兩者分開，而是要為黨的領袖尋找一個合理的途徑去參與政治。而國家主席的職位就是這樣一個可行的途徑。我們已經看到，在江澤民時代，江澤民就是通過國家主席的職位來行使黨的總書記的權力的。在國內，人們知道，江澤民的權力是來自其總書記或者軍委主席，但是在國外，人們只知道他是中國的國家主席。現在，儘管江澤民已經不再是黨的總書記，但是還是以國家主席的名義來活動，這無疑是個好現象，表明，國家主席這一位置的重要性的制度化。
第三，這樣做最重要的是可以讓黨隱性化或者「退居二線」。上面已經說過，任何一個政黨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組織政治，一旦組織完畢，政黨就要退居二線。在今天世界上，代表各個國家活動於內政外交的是政府方面的官員，而非黨的幹部。中國可能是除外。黨的職位一直比政府職位還重要得多，政府只是黨的工具或者延伸。這種情況一直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有著非常消極的影響，對共產黨本身的影響更為不好。如果黨能夠「退居二線」，中國政府的形象會大大改觀。
世界上有些一黨獨大國家，儘管黨也是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但黨是很低姿態的。新加坡是個明顯的例子。執政黨的管理效率要比中共高好多，但執政黨是看不見的或者隱性的。什麼事情都是讓政府出面來做的。如果新加坡的執政黨也是像中共那樣高姿態，新加坡的國際地位及其領導人的國際影響力可能不會像現在那樣。
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現在領導層正在努力進行黨的轉型。可以肯定的是，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種轉型的目標是加強黨的領導。但是，這並不是說黨要始終站在政府、人民和所有社會組織之上，站在第一線。如果要改變中共的形象，強化國家的現代性，領導人必須考量到黨的權力的操作方式。「退居二線」可能會是一個好開端。
原載《信報》(12/26/2002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