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這份「遺囑」的,是周佛海的親信金雄白。金當時正以「朱子家」為筆名,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寫長篇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前後寫了近百萬字,後來出了6本單行本。金雄白不是汪精衛「改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親信,而一直是國民黨CC分子。抗戰前就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上海《晨報》(CC潘公展所辦)的採訪主任,是個資深的老報人。後來一直追隨周佛海,汪偽時任汪記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金不僅是個報人,而且還是有名的律師。汪偽時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辦《中報》,上海辦《平報》,並辦了開小報風氣之先的《海報》(抗日勝利後由毛子佩接管,改為《鐵報》。解放初期改為《亦報》,由馮亦代主持)。所以,金雄白和汪精衛似乎風馬牛不相。但汪的遺囑,不在自己的親屬處,竟由金雄白得之而發表,實在出人意料。
汪的「遺囑」竟到金雄白的手裡,是不得不令人懷疑的,而且來歷非常蹊蹺,不合情理。金雄白在《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一文中說:「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雜誌社』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卻無姓名。啟視之下,有一疊四張半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的國事遺書,又有一張榮寶齋信紙上,汪氏親筆寫的「最後之心情 兆銘」7字。透查封內,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我已深以為異。最初,我為信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再四審視,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但仍抱有一個先入的成見,認為汪先生並沒有立下遺書。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移到南京時,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她當眾回答得很乾脆:『沒有!』
而在這留港幾年,我曾不時與汪先生的家屬有所接觸。當汪先生在日臥病時,她們都是朝夕隨侍之人,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先生在病中,沒看到寫過什麼遺囑、遺書一類的文件。』」不過,後來金雄白仍相信汪的遺囑是真的。金又寫道:「不僅這『最後之心情』幾字,無可懷疑是汪的真跡,其次,看慣汪先生文筆的人,一眼利能辨其真偽。5000字的長文,有誰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而且不願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況過去的許多事實,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紙張的陳舊,顯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時間,連上面的一枚圖釘,也已鏽跡深印在紙上了。」
金雄白為了進一步證實,當即會見汪的長子汪文晉(當時,陳璧君也於1959年在上海監獄病死)。當汪文晉讀完全文後,對題目的字跡,筆調和言語等所說的一切,認為均非偽造。汪孟晉並認為,全文抄寫的筆跡,是出於汪的至友龍榆生之手(遺書內是說叫陳璧君抄寫的,但發現的又不是陳的筆跡)。龍榆生是汪家密友,擔任過汪偽中央大學教授,陳璧君在上海市監獄服刑,龍曾長期送去書籍,內中就有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陳璧君一再閱讀,終於寫出了「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的自白書。
金雄白和許多人研究後,大家認為,大概汪在病中只寫了題目,就口述或錄音後由人眷正。此文肯定由陳璧君保存,因遺囑內規定,要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後來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自知出獄無望,才暗交可以信賴的龍榆生。當時汪的子女和方君璧,都不在上海,只有龍榆生常有來往。1964年剛好是汪去世20週年(汪死於1944年11月10日),故十之八九,信是龍榆生的後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汪精衛的女婿何文傑,和汪十分親密,勝過汪的子女。汪在日本治病時,何自始至終,隨侍左右,寸步不離,汪是不是有遺囑,何應該是最最清楚的人。當何文傑在港看到這份遺囑時,除確認「最後之心情 兆銘」為汪親筆外,從文筆和風格上也證明是汪的文章,但何認為決不是汪在日本病危時寫的。
汪精衛的另一密友朱樸,看了遺書後說:「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這是別人萬難模擬的。」大漢奸陳君慧看了後說:「我曾赴日本探視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問他對將來有什麼交代?汪說:『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遺囑』。」汪的長女汪文惺看後則說:「假如遺書是假造的話,無論文筆和內容,都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了。」
「遺囑」發表後的反應
汪精衛的所謂「遺囑」發表後,首先在日本引起轟動。日銷500多萬份的《每日新聞》,捷足先登,搶先於1964年4月29日、30日二天,以最顯著的版面,予以刊載,並且在按語中說:「而在20年後的今日,對於這份遺書,在中國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同其重要,而且為昭和歷史上的重大資料。」
接著是美國的「美聯社」,向全世界發布了電視稿,認為是中日八年戰爭中的一項新發明。
然後是日本東京的英文《日本時報》,於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並附有一篇專論。《日本時報》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報紙,在美國和東南亞一帶,都有很大的銷路。該報刊出時的標題是:「汪兆銘的遺書,再揭開歷史的真實」。《日本時報》在附言中說:「對於汪氏而言,到現在為止,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系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他卻用自己的遺言,為他的過去重作表白。」
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識者認為,與當時的美蘇冷戰和大範圍的反蘇反共有關。日本方面,幾乎一直肯定「遺囑」是真的。《每日新聞》發表後,立即派記者採訪了當年駐華侵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今井是汪偽政權自始至終的策劃者和參與者。他對記者說:「《每日新聞》所發表的汪氏的國事遺書,是歷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以我私人的判斷,這份遺書,確為汪氏的真正心情。」
《每日新聞》又派記者專訪參與汪偽政權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開口就說:「這才是真正的遺書。」。
但也有提出「遺囑」為偽造的人。《每日新聞》在訪問了日本人後,又向中國人求證。1964年5月15日,胡蘭成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汪精衛的國事遺書--思想混亂之反映》。他堅持認為,「遺囑」是偽造的,把汪精衛和自己說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認為汪的所謂「和平運動」,是真正的「愛日運動」,並自抬身價,說是汪精衛的親信,可以證明汪決未寫過「遺囑」。汪偽政府成立時,胡憑著會寫文章,得了偽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高職,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親信、偽宣傳部長林伯生鬧翻,被汪扣押。被日本人保釋後,胡即離開汪精衛,和「76號」特工頭目李士群混在一起,辦起了報紙《國民新聞》。
再次,1964年8月,香港頗有名聲的《新聞天地》雜誌,也全文刊載了汪的「遺囑」,並附有很長的文章,認定「遺囑」為偽造,「幫共黨的忙,有損國體(臺灣)」。此文為《新聞天地》老闆卜少夫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