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星潘岳曾因為中國最年輕的部長躍起於大陸政壇,據傳,由於力倡政改受到當時李鵬等左派的打壓,其提出的以「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核心的政改報告,受到相當一批黨政官員及知識份子的讚譽,同時也受到馬主義左派的圍攻和主張實行徹底西方民主制的右翼知識份子的批評,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更是稱這份報告實質是為「中共一黨專制服務」,可以說是左右不討好。
其後,此子又發表關於中共宗教政策問題的反思文章,認為應當重視宗教在社會道德教化方面的積極作用,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視宗教為「鴉片」的論調唱反調,引起海內外宗教界的矚目。據說,他的失勢與這一次進一步得罪老左派有很大的關係。
十六大確立國資委時,曾傳言潘將進入國資委,因為當年國資管理局被撤前,潘曾擔任副局長,並傳出為保國有資產流失而上演了「小太子勇頭大太子」的好戲。但筆者的北京友人分析說,潘不可能進入這個權力部門,因為如果要重用他,他肯定是去更能展其才能的意識形態部門,而如果不用他又讓他呆在任何權力部門,他都有可能被與政改標籤掛上鉤,這對於目前的中共來說,是不可能的。
那麼目前的中共究竟整體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
筆者認為,目前,中共在意識形態乃至政改方面要比江時代更謹慎。他們會像一群裁縫一樣,仔細的對中國這塊百納衣進行修修補補,在經濟上力求不出大錯,然後集中精力於權力鬥爭。在內部的權力鬥爭沒有明晰之前,誰都不願意去碰政改這塊中國最麻煩的燙手山芋。由此,大概可以基本判斷,未來的五六年間,中共不會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什麼動作,仍集中於用經濟發展來維護合法性。至於意識形方面的突出問題,仍然會沿用江提出「三講」和「三個代表」的方法,一個時期一個口號地得過且過。「兩個務必」就是一個證明。
所以,我對那些知識份子的「善意呼籲」持疑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