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6日至7日夜間，尼．謝(即赫魯曉夫)的心臟病又發作了。在他服下一硝酸甘油藥片後，疼痛程度略有下降。他醒來後心情不錯，說他睡得很好，並去衛生間洗漱。他返回來時又感到疼痛難忍，我又讓給他服下數片硝酸甘油藥片，但疼痛並沒有消除，於是我連忙給醫生打電話。醫生說尼.謝應該去醫院。尼．謝同意了醫生的建議：「雖然我不喜歡，但也許我應該去醫院，我將會看不到秋天最美好時光了，但如果我在夜裡心臟病再次發作，你和我如何是好？」
他很平靜地離開了家，還與送他的汽車司機開著玩笑。當我們的汽車經過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橋樑時，他看了一眼集體農莊的玉米地，批評道：要是它們種得再分散些，秋季就會獲得更好的收成。醫生和我勸他不要擔心。他說：「我就是這個性子！」他表揚了不遠處種植的板栗樹。他回憶起50年代在擔任蘇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書記時堅決主張在莫斯科市街道兩旁種上板栗樹時遭到園林工人強烈反對的情形。
次日，我給一位護士打電話，那位護士說醫生們整個晚上都守在他身邊，他現在已經睡著了。素菲婭醫生說他病情很嚴重，她懷疑是心肌梗塞(已達三級)，她感到很擔心。
星期四也就是9月9日夜裡，尼．謝病情再次惡化，心臟劇烈疼痛。我坐在他的病床旁，吻著他的左手手掌，他撫摸著我的臉頰。當他再次醒來時已不能開口講話了，只是向我點點頭或搖搖頭。
星期六即9月11日，盧科姆斯基教授安撫我道，儘管尼．謝病情嚴重，但情況略有點兒好轉。尼．謝說他要睡覺了，讓我去樓下接受治療。(我當時手背麻木，需要看醫生)，當我回來時，一個護士拿著一瓶生理溶液匆匆走過我身邊，尼．謝病床的門開著，尼．謝頭上插著一個氧氣瓶。醫生叫我離開此地。過了一會兒，葉根尼婭醫生走了出來。我問道：「不好？」「他去世了。」她答道。
9月13日，星期一，《真理報》在頭版刊登了四行字的報導，但沒有發布訃告。星期二，《消息報》又刊登了同樣報導：蘇共中央委員會蘇聯部長會議遺憾地宣布蘇共中央委員會原第一書記和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功勛退休金領取者尼．謝．赫魯曉夫於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歲。編輯們在該報導的文字中甚至沒有明顯突出他的名字。
10點鐘，我們來到了太平間。在公路轉彎處，我們看到許多車輛和警察。在太平間外站著許多人，他們有的是乘中央委員會的客車趕來的，而我的孩子們的朋友則是乘他們自己的汽車趕來的。
告別廳很小，不讓無關的人進去，這裡也沒有守靈的衛兵，我們在棺材旁站了一會兒。當陣陣哀樂聲響起的時候，我們哭了起來。11點鐘，我們坐上載著靈柩的大轎車離開了那裡。這時天上下起了漂泊大雨，在我們前往公墓的路上，雨一直下個不停。轎車不像往常那樣在公墓附近的停車道上停留，而是急速地駛上了小路盡頭，開到一堵牆的右側，在那裡，一些人早已挖好了一個墓穴。在靈柩安放處有個木製的架子，雨還是噼噼啪啪下個不停。有人在他的靈柩上撐起一把雨傘。親人和朋友(大約150到200人)獲准來到墓旁。公墓出於「搞衛生」的需要暫停對外開放，一般參觀者被禁止入內。(左圖為赫魯曉夫生前照片)
我原指望至少應由尼．謝組織所在的黨支書來主持追悼會。我的兒子謝爾蓋不停地走來走去。過了一會兒，他站到墳墓邊上，對在場的人們說：「我們只想對我們今天正在哀悼和安葬的人說幾句話。」謝爾蓋停頓了一下，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他的嘴唇在顫抖。「蒼天也在與我們一起哭泣」，他補充道。
「我不會說他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最近幾天的世界媒體和全世界的廣播電臺幾乎無一例外地談到了這一點，我不想評價我父親所作出的貢獻，我無權這麼做，歷史將會證明一切。這裡我唯一想說的是，凡遇見過他的任何人都不會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歡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當任何人從他身旁走過時都會回頭看看他。一位有資格被稱作人的人離開了我們。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了……」
然後，謝爾蓋把地方讓給了曾與尼．謝在頓巴斯一起工作過的娜達婭，她談到了尼．謝堅持原則的堅定性、他的執著和他與群眾打成一片從事偉大事業的能力。接著，謝爾蓋又叫他的朋友瓦西列夫，後者說尼．謝恢復了他死在勞改營的父親的名譽，使得他和他的孩子們接受了良好教育並為他們的父親而感到驕傲。
棺材埋好後，四周擺放著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我們一家、朋友和米高揚送的花圈。花圈緞帶上的字跡已被雨水沖刷掉了(花圈原來放在敞篷車上)只有米高揚送的花圈的帶上的字跡還依稀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