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舉措和讚美皆在情理之中：對胡溫體制的防治決策，在給予批評性鼓勵的同時，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施加更大的民間壓力，推動中國體制逐漸走向信息透明化和言論自由化；那些堅守職業道德的醫務人員，更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鼓勵和褒獎。
然而，我以為，中共當局的SARS防治能有今天的局面，其主要動力絕非來自政權，而是民間良知所賜：無論在最初的重災區廣東和香港，還是現在的重災區北京，戳破當局隱瞞真相並將嚴重疫情揭露出來的人士，無一政府機構及其官員，而是民間的良知之士。正是民間良知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揭露出的真相，通過網際網路和其他境外媒體而傳播，讓國人和世界瞭解到大陸疫情的真相，為WHO提供了質詢中共當局並繼續留在中國的理由，並給國際輿論提供了批評中共當局的證據，由此形成了民間、WHO、各國政府和國際輿論的巨大綜合壓力，才迫使中共當局做出現在的決策。由此可以假設，如果中國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民間社會和獨立傳媒，那麼信息的透明化與自發的民間動員，將使防治SARS的運動更加有序有效。
而令人氣憤的是，即便在今天當局發動全民防治SARS的動員中，官方媒體關於SARS的新聞已成鋪天蓋地之勢，卻獨獨沒有關於蔣彥永等民間良知的片言只語！而正是蔣大夫戳穿了官僚張文康的彌天大謊；另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還揭露了如下隱瞞：4月16日，WHO專家幾經交涉才獲准在北京的醫院檢查疫情，而當專家們到達醫院前幾小時，309醫院已將46名病人轉移到一家酒店，302醫院也將兩個住滿SARS病人的病房清空，中日友好醫院用救護車帶著SARS病人在市內「兜風」。
在此次突發天災中，中共當局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發言權的做法，直接導致了對人的生存權的嚴重危害，也導致了對國家信譽和民族尊嚴的巨大傷害，而且貽害波及到海外華人。比如，在疫情嚴重的加拿大，有些人乾脆把華人直接稱為「SARS」。在此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蔣彥永等民間良知，挽救了民眾的健康，挽救了國人良知和民族信譽，也挽救了胡溫新政的形象。所以，《亞洲華爾街日報》說：「一封醫生公開信改變了中國命運」，確實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如此良知向央視、鳳凰臺和中共有關部門投訴後的石沉大海，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公開，已經是中共政權和中國新聞界的恥辱了；而且，據境外媒體報導，在蔣大夫的投訴公開之後，他非但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褒獎，反而受到當局的迫害：院方領導警告他不要再與境外媒體接觸，軍報發文對他進行點名批判，其行動也受到監控。以至於，這種種來自當局的壓力，逼得蔣大夫的女兒不得不出面為父親鳴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時說：「不是要中國丟臉，只想救人一命。」
無論在口頭上，中共政權及其御用媒體多麼提倡誠信，但實質上，這個制度的本性必定使其道德激勵，墮入鼓勵說謊瀆職和貶低誠實盡責的深淵。還有什麼樣的制度，比逼著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的制度更野蠻呢！
儘管如此，我仍然對中國社會的文明化抱有信心，因為在此次SARS疫情面前，蔣彥永等人的良知，不僅勇敢面對天災的挑戰，而且勇敢地面對封閉制度的人禍挑戰。更重要的是，對於如此令人尊敬的良知，與政權及其官員施加的迫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陸民間及國際社會給予充分的鼓勵和支持，中共當局也在民間良知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做出亡羊補牢的決策。這一切，再次證明：民心不可欺也不能欺，大勢不可違也不能違，信息全球化不可封也封不住，而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和信息全球化，正在匯成推動中國由野蠻走向文明的偉大力量。
同時，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大陸民間、國際社會和中共政權對此次SARS疫情的絕然不同的反應再次證明：天災並不可怕，因為其貽害有限；人禍才最可怕，因為其貽害無窮。人類能否戰勝不可預測的天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最終戰勝最大的人禍──獨裁製度。正如致力於天災與制度的相關性研究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 森（Amartya.Sen）所論證的：民主國家決不會把天災變成人禍，而專制國家則屢屢把天災變成人禍。森的至理名言是：大飢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才會餓死人。
2003年4月24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