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對未來的自信與期許，其支點是什麼呢？一個從封建專制過渡到共產極權的社會，一個滋生和繁衍共產制度的土壤，一個從未體驗過自由是何物的民族，一個從未形成過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知識階層，它對自身是否具備反省能力有沒有過懷疑呢？它對世界建設性意義的思想理論會是什麼呢？在對上述問題沒有作過任何反思的情況下，妄自尊大地設想對世界的主導作用，實在是一種朦昧無知，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霸權主義。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曾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知識份子贖罪的世紀。"這句話，對中國知識份子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所為下了一個否定性評語。余英時先生說："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不但在觀念上是有知識份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發動者也往往是知識份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知識份子作為社會精英階層，客觀上扮演了一個助紂為虐同時也引來殺身之禍的不光彩的角色。分析這一角色產生的社會背景及對將來指向的意義，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知識份子的精神失落
或許，中國不乏個體的優秀知識份子，但從整體來看，從至今為止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知識份子群體這一事實而言，從知識份子被異化、被政治化繼而意識形態化的程度而言，中國知識份子階層－－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自"五四"以來，越來越背離作為知識份子應有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意識，特別是共產黨執政以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高壓，一部分知識份子與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合流，將另一部分知識份子擠壓為這一專制機器的祭品。更多的知識份子則在這種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面前，喪失了思維能力和分析能力，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低能、最矯情、最虛榮、最脆弱，從而也是最"缺氧"的一代。
應該說，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失落，與共產黨的誕生有直接關係。二十世紀共產黨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知識份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像陳獨秀這樣的知識份子，就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五四精神除了科學和民主這一至今仍停留在抽象層面的名詞之外，反傳統、全盤西化的結果，帶給中國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以此為理論基礎的共產黨的產生。儘管知識份子的出發點完全是純粹理想主義的，但當他們一旦執著於一種主義和一個思想時，已經不由自主地背離了自己的初衷。因為"革命"的結果，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無賴、不第秀才之流)佔據了中心的地位 ，支配著中國的命運，而原來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知識份子反而邊緣化了('邊緣化'用大陸上流行的話 說，便是'靠邊站')"。那些因"革命"而佔據了中心地位的邊緣人物，則"形成了一個變相世襲的'新階級'" 。"知識份子所持徹底'革命'的理論使邊緣份子得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了一切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組織和人倫關係，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絕對宰制性的單一政治組織，從中央一直貫穿到每一個家庭，甚至個人"。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知識份子根深蒂固的傳統依附性和骨子裡對"士大夫資格"的迷戀，以及在共產黨統治下必要以甘願被奴役的姿態才可能保住"身份"的現實，使得知識份子內心發生分裂，虛榮、緊張和恐懼像惡夢一樣，深深地攫住了他們的靈魂。可以說中國知識份子一廂情願地作了共產黨的助產士，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值得深思的是，到現在為止，共產黨體制內外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仰者。這裡我無意做任何價值判斷，相反在個人信仰的虔誠度上，我對他們懷有敬意。但是從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歷史過程來講，從二十世紀共產制度的形成來講，甚至從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來講，都到了重新審視和徹底反省的時候了。常常聽到一種馬克思主義真假論，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好的，不好的是被後來斯大林化和毛澤東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所謂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延續，都是從一棵樹上結的果子，只不過有各自的特徵而已。正是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才產生了共產專制下的警察制度。不認清這一本質，實在是知識份子的迷津。
被"養"與"罵娘"的角色尷尬
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運動和知識界倡導的全盤西化，是知識份子利用共產黨有史以來的改革開放運動所表達的一種訴求，但由於先天"缺氧"和自身的不獨立，使得這種表達帶有很大的政治功利色彩。知識份子以反傳統文化的態勢來影射共產黨文化，雖然不無正面意義，但是實際效果卻是在被共產黨已經摧毀的傳統文化上再加以否定，間接地等於承認了共產黨文化統治的合理性，扭曲的仍然是知識份子自己。例如，在一種"暗度陳倉"的表達中，知識份子並沒有放棄加入共產黨或進入體制內充當"智囊"的機會，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不僅沒有"竹林七賢"所具有的風骨氣節，而且喪失了傳統文化中"內聖外王"的精神內涵。至此，本來需要再塑的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底線趨於崩潰。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八十年代的急功近利，恰恰是改革開放的反彈。我剛才說到知識份子的"缺氧"和不獨立，包括政治思想層面的壓力和生存狀態的不能自主。一個極為諷刺的現象是，共產黨將知識份子擠壓到社會的最底層，對於他們在知識份子中間的同路人，也將其人格降到最低點，而中國知識份子的基本生存，又不可避免地被共產黨所統制，客觀上造成了一種知識份子被"養"的生存環境。這種狀態使知識份子的角色極為尷尬，"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句話就是這種尷尬狀態的一種生動寫照。這裡，共產黨強佔了可以通過個人勞動和符合市場規律的自由競爭獲得的"碗"，想當然地充當了"娘"的角色，知識份子則成了永遠處於"哺育期"的"未成年"者。所謂"罵娘"，既有對共產黨和現存制度 的不滿情緒，但又何嘗不是一種"兒子"對"娘"的嬌嗔？罵歸罵，"碗"照樣端。殊不知，這樣一種"罵" 的氛圍，反而給了共產黨政權一種自信，共產黨越發地有持無恐。雖然多數情況下，知識份子那種"小 罵大幫忙"式的"忠誠"並未被共產黨理解而遭懲處，但與此同時卻在同類人和社會上身價倍增，並被冠 以"民主派"或"自由主義者"的稱謂而名聲大振(很多人內裡仍然是共產黨文化浸泡透的那一套)。
於是乎，"罵"者雲集，一時遍及東西南北，"罵"出了名氣，"罵"出了"特權"，"罵"出了身價。而且 越是共產黨員或前共產黨員，越有"資格"罵，似乎「嫡系」也是一種"身份"。唯獨這"罵"的形式和內容，越 來越空泛，越來越諂媚，越來越循規蹈矩。唯一的對象只是那個念錯經的"歪嘴和尚"。在這一套"罵經"裡，那個假設的"歪嘴和尚"似乎無所不能，無論從馬克思主義到毛澤東思想，還是從共產黨到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經"本來都是好的，錯就錯在讓"歪嘴和尚"一念，就全"歪"了。那麼，這個"歪嘴和尚"是 誰？他的祖師爺又是誰？那個"經義"是否經過考證？又是誰讓那個"歪嘴和尚"念的？什麼樣的"經"才能被"歪嘴"念"歪"？細究起來，當然是十分荒誕的。
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就是在這樣一個假想的"敵人"面前慷慨激昂，並陷入一種被自己重複數遍而具所謂"真理"、"正義"色彩的謊言的鬧劇之中。這便是極權下的中國知識份子，是極權下中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表現。
精英意識與"腦體倒掛"
可以說，中國九十年代總體表現為回歸傳統的文化思潮，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反彈。這種反彈因有具體指向與目的，在某種程度上與官方意識形態暗合，同樣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實用色彩。不同的是，這樣一種功利性，更少理想主義，在天平的另一端，所謂知識份子作為社會的良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商業化了的"政治市場"所兜售。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的各種表現形態，依然是二十世紀以來知識份子緊張感的一種慣性反應，只不過每個時期的表現形態不同而已。在八十年代全盤西化和九十年代回歸傳統的表象後面，都潛伏著一種知識份子急需安身立命的危機感。正是這種危機感，使得他們的政治熱情前所未有的高漲，改革開放間接地把他們已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浸泡過的政治細胞以更加激進的形式擴散了出來。例如八十年代的所謂全盤西化，和九十年代的反西化，都是很表面地對西方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機制實用化地詮釋後再加以引用的，都不是西方文明本質的和主流的東西，而是並不完善的或者正被西方淘汰的東西。像對自由本質的思考與追求，對個體的肯定和對生命價值的重視等西方精神的核心，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兩種截然相反的思維走向，正說明他們對西方精神的概念模糊，表現在九十年代，就是用各種話語、後學、思潮、主義重新包裝了的意識形態化。
為什麼毛時代的結束和社會的相對開放，中國知識份子的"意義失落"感反而更強烈呢？
我認為這恰恰是經濟改革帶來的直接後果。
就像本世紀初科舉制度的取消，使"社會成員從原有的生存結構中脫離出來，又無法被新的生存結 構所吸納，從而迅速'游離化'"一樣，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動搖了知識份子本來就很虛弱的社會地位。個體化和"新富"的出現，使他們發出"腦體倒掛"的哀嘆，精英意識和傳統依附性，迫使他們不得不以一種更加極端的方式參與政治，以此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敲門磚"。
這種現象也可以從心理背景層面上得到解釋。中國知識分詠撞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