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民族沙文主義的假面有時需要付出一點點勇氣，承擔一點點罵名。但是學習歷史的人只有拋棄一種自欺而欺不了人的歷史觀，才會真正為我們的歷史抑或還有現實找回榮譽與自尊。
當我們扼腕嘆息明、清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的相對水平江河日下時，我們實在應該回味、反思一下中國真正屹立於世界之林的元朝的歷史往事，並且嚴肅地質疑我們的歷史教科書。
漢、唐帝國的光環在羅馬與阿拉伯帝國的映襯下顯得有些褪色，而元帝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遠遠勝過足以引起我們自豪的漢、唐，這一點教科書是否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的讀者？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關於蒙古帝國與元朝
蒙古帝國與元朝，是容易被許多中國人混淆的既相互聯繫、又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
13世紀伊始，在（南）宋與金的衝突之中，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壯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舉鐵木真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統領的政權實體就是歷史上第一個蒙古軍事奴隸制國家－－蒙古汗國或大蒙古國。它當時的疆域東起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貝加爾湖。蒙古汗國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義上的軍事擴張的開始，此後驍勇善戰的蒙古鐵騎向西方大範圍推進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後征服高昌回鶻與西遼，為其打開了挺進中亞與歐洲的門戶；接著便是蒙古人威鎮世界的三次大規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這個世界性帝國的大部分版圖，將現在的俄羅斯與歐洲大部、地中海東岸、兩河流域、波斯與印度西北皆收入勢力範圍。
在這些帝國的版圖上，成吉思汗的兒孫統治著歷史上著名的幾大汗國。幾大汗國其實只是軍事征服下的聯合體，各自獨立發展成為幾個不相統屬的國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闖進中原及擊敗南宋，將中華大地納入遊牧民族棋局的基礎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於l215年，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稱帝，即元世祖，並於1264年（至元元年）擊敗與其爭奪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時稱中都；1271年採納漢人建議，定國號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滅南宋統一中國。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辭世。
元世祖忽必烈結束了中國長期的分裂狀態，鞏固和發展了我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民族融合得到進一步加強。
3、文天祥的抗爭與南宋滅亡
文天祥，1236年生於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進士，1273年任湖南提點刑獄，次年調任「知贛州」，並組織萬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將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與元軍的戰爭中，南宋軍節節敗退，投降元軍者不計其數。在這種形勢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營談判宋軍投降事宜，被扣留，後尋機逃脫。次年，文天祥的部隊曾一度收復江西興國等地，但終因其南宋部隊多為民兵武裝，遠不及元軍驍勇，故一路潰敗之勢無法逆轉，文妻亦被元軍俘獲。文天祥遂南逃至現今廣東潮、汕一帶俟機抵抗。1278年，已經名存實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為「少保」、「信國公」。同年，元軍運用先進戰術發起海、陸聯合進攻，文天祥不敵，至五坡嶺被元軍抓獲。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經珠江口零丁洋，寫下傳世絕唱《過零丁洋》－－「……自古人生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後經過近9個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獄中寫下著名的《正氣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現東四北大街府學胡同，或說為宣武門外菜市口）就義，時年47歲。
在與南宋的戰爭中，元軍最終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一舉消滅南宋，主要是由於元軍選擇的戰略、戰術正確，以及元軍的能騎善射、靈活驍勇；而南宋朝廷長期沉湎於享樂，南宋人身形短小，善於弄文墨拙於肉搏。此外，元軍在戰爭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後所採取野蠻的屠城政策，對於南宋軍民產生極大的威懾作用。從元軍的人員組成來看，其實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亞其它一些民族的穆斯林佔有相當的數量，由他們組成著名的「西域親軍」參加滅宋戰爭者多達數十萬人。這些來自原先阿拉伯帝國的軍士，許多人是研究、製造先進兵器的專家與工匠。例如，當元軍由於攻城不克調來採用阿拉伯與波斯技術製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時，有的城防堅固的城池甚至來不及抵抗頃刻之間即遭淪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僅對外關係空前發展，由亞洲推廣到歐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遼闊廣大，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陰山以北，南至南海諸島，東北到今庫頁島，西北達到新疆、中亞地區。今天的新疆、西藏、雲南、東北地區、臺灣部分島嶼及南海諸島都在元朝統治範圍之內。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講述。「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裡數限者矣。」
二、淺議元朝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科學技術及文化藝術等成就
1、政治制度與經濟開放
元朝結束了中國長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狀態，建立了強大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還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經過這一時期的融合，漢民族外遷、邊疆地區各民族內移中原與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華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體制，設置有中書省，此外還有樞密院、御史臺、司農司、宣政院、將作院、通政院及五衛親軍等。其中，中書省總領政務及百官，樞密院負責全國軍事防務與作戰，御史臺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檢察院，專門監察官吏腐敗與瀆職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羅馬帝國的行政體制，首次在中國設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級區劃制度，計有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等11個行省（河北與山東西部由中書省直接管轄）。行省制度是自秦以來郡縣制的一大發展，是中國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對後來政治制度影響深遠。（行）省從此成為我國的地方行政機構，保留至今。
談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個不能迴避的黑暗篇章是等級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國人分為4等，由下至上依次為南人、漢人、色目人（回回）與蒙古統治階級。蒙古統治階級出身於遊牧民族，自身對於中原的農耕文化，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並非在行。這就決定了蒙古統治階級在發展國家經濟與科學技術、文化藝術諸方面必須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與勞動，而等級制度毫無疑問是與之不相適應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話說是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等級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國人的極大反抗。也許這是元朝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經濟上奉行開放的政策，積極鼓勵並參與同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而陸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空前繁榮，無疑是元朝經濟發展的最直接動力。元朝繼承與發揚兩宋開放沿海與沿江的政策，並且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進一步擴大口岸開放，在口岸城市設立專門管理商業船運及貿易的行政機構。元朝口岸極其繁華，無論是規模還是數量均遠遠超過兩宋時期。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學者考證，當時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蹟。當時的刺桐港港口裡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
在元朝開放的經濟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與印度等地的香料、藥材等物質大批舶至中國，以至「來華商賈不絕於途」；而中國著名的絲綢、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遠赴歐洲。
這是中國歷史上向世界、向海洋開放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對世界與世界對中國的影響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後的明代伊始，由於統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華獨尊的孤立主義思想，進而一概採取嚴格的「禁海」政策，中華民族因此逐漸淡出世界強者之林，並且最終難逃近、現代長達近兩個世紀的屈辱。
雖然蒙古統治階級發源於草原遊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國之後，在元世祖時期即開始重視農業，很好地制定了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使得農業水平有了提高。
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偉大著作。
中國古代關於農業方面的著作，《呂氏春秋》與漢朝的《泛勝之書》（「泛」音同「範」），僅殘存片言只語，而後魏的《齊民要術》在系統性上也遠不如王禎的《農書》。《農書》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谷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
《農桑通訣》包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一重要的農耕思想。《百谷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穫、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於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並加以文字說明，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面的論述，亦無超越王禎者。
元時中國南方棉花種植技術有了質的飛躍並帶動了紡織業發展，黃道婆等對改進與發明棉紡織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紙幣開始在中國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經濟生活進一步繁榮。
元大都不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還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從運河和陸路，都有大量商品進入這座大都市。來自亞洲各國、歐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隊和使者絡繹不絕。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沿著時間的縱軸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進行橫向比較的話，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2、科學技術及文化藝術等成就
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達到像元朝那樣的居於世界領先集團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們的歷史學教授們卻似乎沒有認真地加以講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異族」統治時期，一些中國人似乎認為這段歷史不存在最好。這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國人能夠為虛假的雍正辮子王朝喝采一片，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承認元朝的科學文化之成就？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必要迴避，因為人類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繼承性的。所有中國人毫無疑問本應是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繼承者。況且今天的中華民族本身早已經是一個聚集各民族血液與智慧的綜合體。
元朝的科學技術達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學、數學，甚至醫學居於當時世界先進地位。
彼時，領先於世界的阿拉伯與波斯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原因恐怕在於元朝的帝國有實力徵調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學、技術精英前來中國。這些精英掌握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大多是伊斯蘭教徒。這些伊斯蘭教徒和其他先前來華穆斯林一道，與中國其他一些民族經過長時間的融合，遂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與波斯甚至希臘與羅馬的天文、數學、化學、地理、醫學、文學、哲學、歷史等各方面知識在中國加以傳播和介紹，其中尤以天文、數學等科技圖書最多。
應該說這些人類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出現在元朝時期的中國，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幾千年來，中國在傳統上一貫推崇「學而優則仕」及「重文章輕科技」的思想，例如締造天府之國的李冰父子，遠遠無法與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學家，以及蘇軾之類的文學家相提並論。但是這種狀況卻在元朝卻有所不同。
（1）、天文學
元朝的天文學具有濃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元朝，天文學方面的科學技術造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為星學者」。他們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歷數書》）等天文學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臺；1271正式設立回回司天臺，1312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馬剌丁（又譯作扎馬魯丁、扎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札馬剌丁等一批天文學家先後在這裡工作，為中國天文曆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天文學家們不僅帶來或使用一批先進的天文儀器（主要來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還設計並製造了許多先進的天文儀器。札馬剌丁自己製作的天文儀器有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七種。這些儀器，當時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研究科學史的英國李約瑟博士在談及地球儀時說：「除公元前2世紀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儀（已失傳）外，沒有比馬廷．貝海姆1492年的記錄更早的人。」可是札馬剌丁的地球儀卻誕生於1267年，比馬廷．貝海姆的記錄整整早了225年！
札馬剌丁的地球儀是球狀的，體現了寰球這一科學概念與設想。這無疑對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進行了勇敢的否定，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天文學家（及水利和數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簡儀、仰儀和圭表等天文儀器，比丹麥人第谷的同樣的儀器要早300年。同時，他主張以實際觀測為依據，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天文監測網[另外，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大型計時儀器－－七燈漏（大明殿燈漏），該儀器是反映中國古代計時機械製造技術水平的代表作]。
在曆法方面，札馬剌丁依照阿拉伯曆法編製有《萬年曆》；在此前後一段時間，尚有《回回歷》被使用。《回回歷》其實是阿拉伯太陰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蘭教歷。而王恂與郭守敬等合作，在反覆學習、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資料的基礎上，於1280年編製完成一部著名的曆法－－《授時歷》。《授時歷》是我國古代最好的一部曆法。在編撰《授時歷》的工作中，王恂負責推演計算，郭守敬負責實際觀測和製作儀器，另外還有許衡負責研究「天道」。《授時歷》以365.2425天為一年，與地球繞太陽一週的實際時間只有26秒的差距，其準確程度相同於現行公曆，但比公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時歷》自元以來一直延續使用了約360年。
（2）、數學
中國人使用阿拉伯數字是從元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上述遺蹟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時，作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繼兩宋中國數學濟身於世界水平的黃金時期。中國數學家不但繼承、超越了以往的數學成就，而且眾多來華穆斯林將先進的數學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的數學研究在元朝有了質的飛躍。
1280年，元代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歷》時，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為稱奇。1303年，《四元玉鑒》問世。其作者數學家朱世傑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歐洲則在1775年由法國人別朱提出同樣解法。朱世傑的另一項成就是對各有限項級數求和問題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得到高次差的內插公式；在歐洲1670年英國人格裡高利、1676~1678年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認為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啟在義大利人利瑪竇的幫助下翻譯並引進中國的，但是有學者認為，在此前的元代，此書已經被來華的穆斯林帶到中國。
14世紀中、後葉明王朝建立後，由於科舉大興八股文模式並刪減數學內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數學便衰落了。
（3）、醫藥學
在元朝，中醫藥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進了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及中醫藥知識廣泛向外傳播，而且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藥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藥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藥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藥學擴大了「中藥」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藥」。元朝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藥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著名的「回回藥方」也是元朝時期從伊斯蘭國家傳來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
元時的中國，醫藥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藥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藥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藥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藥方》是一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藥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藥方》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臺秘要》相當。
（4）、元大都與「京通」大運河
北京的歷史約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就建築學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稱享譽中、外的建築學藝術瑰寶。元大都城在技術方面的主持設計與參與建設者，是來華穆斯林建築學家亦黑迭兒丁。難以想像，這位建築學家竟能夠運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學特色，結合世界上先進的建築學風格，設計出格局宏大、規劃嚴整，與自然和諧相融的元大都。參與元大都設計、建設的，還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說，元大都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汗水的結晶。元大都自1267年開工興建，至1285年曆時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蘭教清真寺與基督教堂之外，元朝還在元大都興建了國子監、孔廟，以及妙應寺、白雲觀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築。
元大都的經濟繁榮同開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書記載當時元大都每年要從南方運進糧食百萬石以上，多時高達300餘萬石。在通惠河開鑿之前，糧食從水路運抵通州後，要轉經陸路方能抵達元大都城內。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揮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從通州到元大都，他設計七座水閘，這七座水閘彼此相距約半公里的地方，又設計有斗門。郭守敬就是通過水閘和斗門的關閉與開放，調節運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導船舶順暢通過。工程竣工後，元世祖親自將這段164里長的運河命名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國工程建設史上的傑作，其運用的巧妙方法與現在國外一些運河採用的技術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編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記載。
通惠河使用之後，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進入河道，以及由大運河，最後經通州直達元大都城內碼頭（即今天北京積水潭）。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內陸城市變成東方繁榮、昌盛的大港。黃仲文《大都賦》有「華區錦市，聚萬國之珍異；歌棚舞樹，選九州之穠芬」之寫照。
（5）、活版印刷術的改進
王禎（同時還是農學家）設計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並於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縣誌》；其《造活字印書法》（附於《農書》書末）是最緄南低車匭鶚齷鈄峙虐嬗∷⑹醯目萍嘉南住?
（6）、文學藝術
元朝的戲劇空前繁榮，有《西廂記》、《竇娥冤》等一大批影響深遠的作品相繼問世。元朝小說創作也是十分繁榮並波及此後的明、清兩代。而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華優秀文學遺產，湧現出諸如馬致遠、馬九皋、貫雲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對中國音樂的主要貢獻是推廣回回樂器－－興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譯「渾不似」）本是一種四弦的波斯彈撥樂器。將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並使之成為拉弦樂器，就是現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胡琴。胡琴是中國最早的拉弦樂器。雖然胡琴的歷史久遠，但是與現代樣式最為接近的胡琴出現於元代的中國。自元代伊始，胡琴這種伊斯蘭樂器便取代先前在樂器演奏中佔主導地位的中國傳統樂器琵琶。後來的三弦也是在這兩種樂器的基礎上產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廣泛應用於中國戲曲音樂之中，成為所謂的「民族樂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與中外交往
元朝時期，不僅阿拉伯與波斯等中東地區與中國的交往日益頻繁，而且通過這些地區，歐洲與中國出現了重要的聯繫。國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紛至沓來，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馬可．波羅與伊本．白圖泰。
1266年，馬可．波羅覲見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隨其西返，帶去給羅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於中途，信則被馬可．波羅的父、叔二人輾轉送達。數年之後，馬可．波羅隨二人東來，於1275年到達上都，向元世祖覆命。此後馬可．波羅遂留居中國達17年之久，還曾被委派為揚州官吏，並出使過一些國家。直到1291年，馬可．波羅才離開他心愛的中國返回家鄉威尼斯。
後來，馬可．波羅因參加威尼斯的對外戰爭而被俘入獄，乃於獄中口授其旅行經歷，由他人記錄成為《東方聞見錄》，即《馬可波羅遊記》。該書對元朝的政治、經濟情況都有極詳細的描寫，盛讚中國的繁榮、富庶與發達。該書的問世使西方人大開眼界，引起他們對中國文明的嚮往。
馬可．波羅以後，便是羅馬天主教士接踵而來。義大利傳教士約翰．孟德高維諾於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並用蒙古文翻譯了基督教經典《新約全書》，後來還擔任大都城區主教。孟德高維諾在中國前後居住將近30年。元朝末年，元順帝曾經派遣一個使團前往羅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隨後教皇即組織一個多人的使團東來，該使團約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後取道海路返回歐洲。
歐洲人陸續來到中國和中國使者遠赴西歐，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過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於1346年（至正六年）來中國遊歷，考察中國風土民情。白圖泰先後訪問過泉州、廣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後，白圖泰將他的遊歷筆錄成書－－《伊本．白圖泰遊記》。這部旅行家筆錄，以豐富翔實的資料，成為中世紀地理、歷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價值極高的著作，被許多學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時代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的重要資料。
中國旅行家汪大淵，於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後兩次從刺桐港出發遠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灣、亞丁灣及紅海，是第一個可以稽考的去過摩洛哥和坦尚尼亞的中國人。有關其航行與旅途的綜合性記敘－－《島夷志略》，對14世紀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經濟、航海和社會生活加以詳細的記述，是瞭解該地區中世紀歷史的不可或缺的資料。
在札馬剌丁領導下編撰的《大元一統志》是一部集地理與歷史等大成的名著，為後人研究當時的自然及社會狀況提供了既詳實又珍貴的文獻參考。
四、元朝的結束
元朝末年，蒙古統治集團分裂，朝廷內部奪權鬥爭異常慘烈，使得元帝國變得搖搖欲墜；而連續出現的嚴重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崩潰以及等級制度，更成為農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於是，元朝的滅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劉福通領導農民在穎州暴動，各地農民紛紛響應……在十幾年的反抗鬥爭中，朱元璋的農民起義軍不斷壯大，逐漸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1367年，朱元璋發布討元文告，派將軍徐達率兵向北進取中原，次年攻佔元大都，元順帝妥歡帖木爾逃往蒙古草原。
五、結束語
哲學家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鏡子的作用是使人們認識自我。當我們面龐虛腫得必須要照鏡子時，複習元朝的一段歷史可以矯枉而不過正。
對於中國的歷史，純粹的文人教授已經「玩」兒的夠多了。歷史在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蛻變成對「正統」的崇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狹隘的驕傲與自豪。
可是這種近乎封閉的崇拜能夠為我們帶來什麼？
似乎忽視原本並非「異類」的元朝的歷史對中國的影響並未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種自以為是的歷史觀終於讓全體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沒有崇拜，也沒有驕傲與自豪的歐洲人，用堅船利炮為我們狠狠地上了一課。試問我們的同胞，這一課究竟讓我們長了多少記性？
我們不妨借鑒一下向世界開放的元朝歷史，否則如果繼續閉關鎖國就離被開除地球球籍不遠了。
在草民山呼萬歲的年代，寫歷史是要冒頭拱地危險的。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帝王向來有用史官的頭顱進行祭奠的習俗。雖然司馬遷的傳世名作《史記》沒讓這位剛直不阿的史官人頭落地，但是由於他沒有把漢武帝寫得比匈奴人高大生猛許多，因此司馬遷最終難逃生不如死的命運。
真實的歷史記錄者越殺越少，剩下的便成為被統治者玩弄於股掌的匍匐文人，所以按統治者的意志歌功頌德的段子就成了我們歷史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