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道歉、感謝與頌歌

發表:2003-05-21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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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先生在《薩斯與國運》一文中談到北京時說:「昔日的歧視者,如今變為被歧視者。北京人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瘟神』。先有外國媒體標題赫然在目:『世界隔離中國』。後有國人以實際行動昭示天下:『中國隔離北京』。」正是在這樣的被隔離處境中,5月11日下午,北京市在中華世紀壇舉行「感謝全國支持、奮力戰勝非典」的大會,北京市的主要黨政官員全部出席。

按理,在如此氣氛中召開如此主題的大會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首先應該對其他省市做的,不是感謝而是道歉。因為,政治中心和精英薈萃之地的北京與開放櫥窗和富足之省的廣東一樣,作為目前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對病毒向全國的急遽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最初的SARS疫情從廣東經由山西進入北京之時,如果北京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北京的疫情決不會嚴重到今天的程度,也不會大規模地向外擴散。然而,在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北京市政府也像廣東省政府一樣,採取了封鎖信息的消極態度,不僅是不作為,而且是反作為(隱瞞),致使民眾對病毒沒有任何警惕和防治措施,大規模的人員流動照樣進行,更有甚者,有些發現疫情的單位,採取的措施不是及時隔離,而是放人們四散而逃(如北京的財經大學和北方交大)。於是,疫情向外地的擴散便不可避免。

而且,從北京與各地的關係上看,在以往的歲月裡,北京這座皇城的特權、優惠和傲慢,早已對外地構成諸多的有形歧視和無形冷眼,早就積累了太多的怨恨,比如北京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之低,顯然是對所有外地考生的歧視,曾受到過諸多抨擊,山東青島的考生還為此狀告教育部。再比如,外地人想要成為北京市的合法居民,戶籍遷移的門檻要比全國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而此次外省SARS疫情的蔓延,很多來自帶病毒的北京人的傳播。所以,外地人視北京來客為病毒,有的地方甚至獎勵舉報北京來客,就連京郊農村的村民,也用種種辦法阻塞道路,阻止北京城裡的人。由於SARS,中國大市場的吸引力失效了,100多個國家對中國人施加不同程度的准入限制;北京的特權和傲慢也失效了,全國各地都在隔離北京。「新仇舊恨」的同時發酵,使許多外地人把此次危機理解為對北京傲慢的報應,非但不願支持北京,反而幸災樂禍。雖說如此心理和作為,太不近人情,表現了某些國人一貫的冷漠,但發生在北京身上,一點也不令人吃驚。冷漠,與其說是外地人對北京人的報復,不如說是傲慢的自我報復。而冷漠本身,又是國人的自戕。

凡此種種,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太應該藉此時機公開向其他省市道歉了。

為曾經有過的失誤而向受害者道歉,無論是做人還是為政,皆是起碼的道德要求。道歉的謙卑,更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為政者應有的誠實和責任。從效果上看,此刻的道歉,甚至比表示感謝更能贏得其他省市的信任和支持。因為,現在各地對北京的支持,主要來自集權體制下的行政動員,而非來自自發的「萬眾一心」。同時,這也為北京人提供了自省的機會,檢討在天子腳下獲得的種種特權和優惠,反省皇城的霸道作風熏陶出的居高臨下和傲慢輕浮,更應該檢討優惠中心城市的發展策略所造成的地區差異、社會不公和道德不義--在給北京等大城市帶來繁華和富足的同時,也給邊緣地區帶來蕭條和貧困。

我以為,借抗SARS大會的場合來公開表示歉意,是調整北京與各地關係的絕佳時機。然而,恩人救災政治的傳統早就決定了會議的基調,決不會有「道歉」一詞出現,甚至不會凸出北京市對各地方的感謝,而必然是變協助救災為歌功頌德的大會:會議上的各類角色的發言,除了市委書記劉淇和代市長王岐山的講話,有幾句抽象而空洞的感謝話之外,其他的官員、企業家代表、香港代表、各省市代表、大學生代表、醫務人員代表、民工代表……的發言,完全可以寫成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黨和政府的決策的絕對英明正確、三個代表指導的重要意義、各界對黨和政府的絕對信心、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胡錦濤和溫家寶親臨第一線的感動和激勵,為黨為國分憂的決心,一定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作為對黨和政府的報答,也作為歷經坎坷的中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有力證明,更作為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又一象徵。外地代表的發言自然是相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號召,全力支持北京抗SARS運動,直到取得徹底的勝利。正如5月15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署名任仲平的評論文章所言:「一座抗擊非典的偉大長城,巍然矗立起來」。

在中國漫長的獨裁歷史上,權力來源的私家授受(家天下的家族授受和黨天下的一黨授受)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滋養出統治者的權力狂妄,相應地,政治制度本身也沒有產生能夠逼迫統治者必須道歉的硬約束。所以,對於百姓來說,統治者的謙卑情懷和有錯道歉的從政品質,從來都是過於奢侈的公共產品。傳統帝王的「罪己詔」,不過是天子「替天行道」和「為民作主」的另一種宣示。而1949年之後,隨著「黨天下」代替了「家天下」,永遠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新傳統的確立,連「罪己詔」的老傳統都給廢了。不論為政者的失誤導致多麼嚴重的公共災難,追究官員失職瀆職之責和行政首腦的敷衍式道歉,也僅僅是極為罕見的偶爾為之,且大都是權宜之計--絕非基於官員對公眾利益(公益)的損害,而是基於失職瀆職造成了對一黨利益的嚴重傷害。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而餓死幾千萬人所作道歉,也僅僅是在黨內的七千人大會上,而他最應該面對的絕大多數民眾,則不再他的道歉之列--甚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的「大救星」是如何將其驅趕進地獄的。

換言之,在中共體制下,只有當為政者的失職瀆職對政權的穩定和權威造成直接傷害時,最高決策層才會拋出個把替罪羊,行政首腦才會大演「親民秀」。同時,追究責任還常常墮落為政權內部的爭權奪利的方便工具,所謂「借刀殺人」的陰謀,所謂「揮淚斬馬謖」的收買人心,古已有之,於今不絕。

享受不到諸項政治權利的國人,也就享受不到為政者的道歉;不受制度性約束的統治者,也不會養成尊重民意和向民眾道歉的權力謙卑。縱容權力狂妄的獨裁製度,只能養育出對權力滿懷卑微的國民。這樣狂妄的權力對於這樣卑微的國民,唯一的表情是蔑視,偶爾會加點救世主的俯身;而這樣卑微的國民對於這樣狂妄的權力,唯一的表達是「聖上英明」的頌歌和「謝主龍恩」的感謝,偶爾會在私下裡嘟囔著詛咒幾句。

2003年5月17日於北京家中


《議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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