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幫助忘卻便是幫助謀殺。」
──史蒂芬•斯皮爾伯格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導演
「六•四」，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日子；「六•四」，是中華民族語言中最血腥的一個詞彙；6.4，是中華民族發展坐標裡最無理的一個數字……
整整十年了，六•四死難者、傷殘者的血色漸漸淡泊，六•四被通緝者、被關押者們的命運不再揪心，「六•四沒有死人」的謊言已經洗淨，於是當年的屠夫及其袁木們紛紛出頭露面「反省」起六•四學運來，利用一切機會對六•四受害者指手劃腳、出言不遜。與絕食學生「祖國啊母親／只要您一聲呼喚／我情願一百次的死去！」（《我情願──一位絕食者的心曲》，作者小川，國防大學）的愛國主義情懷相比，這些所謂的六•四「反省」者顯得多麼自私、冷血；他們有意無意間維護中共專制獨裁，這與中華民族的利益又是多麼的格格不入！
漢朝、宋朝也發生過學生運動，結果都以皇帝下「罪己詔」而結束。近代的學生運動（如「五•四」）參加者大都要比我的「六•四」夥伴們動作激烈，但結局都沒有像「六•四」那樣慘烈。傳說聞聽奉命驅散學生的士兵亂槍打死了幾個學生，北洋政府總理、軍閥段祺瑞不住地捶胸頓足，疾呼「老夫我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抗戰前學生運動在南京打了教育、外交部長，國民黨政府也沒有採取鎮壓措施；蔣介石還給跪下求見的清華大學校長跪下；後來學生也沒有遭到殘酷清洗。1947年，中共策動了一系列學生運動，口號是「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和「要自由、要民主、保障人權」，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國民黨政權最嚴厲的鎮壓不過是5月31日武漢軍警開槍打死3人（中共所謂「5•20」慘案實即南京軍警衝散示威人群，500餘人被打、10餘人受槍傷）。而這一切，在六•四屠城用坦克、裝甲車對付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給它下跪的愛國學子的中共面前，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甚至簡直太小兒科了！
我以為，無論是動機的憂國憂民、學生的理智溫和、規模的宏偉廣大、結局的悲壯慘烈還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上，六•四都已經取代五•四成為中國歷次愛國民主學生運動的最偉大的代表；六•四學生與群眾以無私無畏的愛國主義的和平，直面中共自私自利的賣國主義的暴力，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記「四項基本原則」在神州大地上徹底破產，從而向世界顯示出中華民族仍然具有一個偉大民族的素質，完全稱得上是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前仆後繼爭取民主、自由、公正的艱苦鬥爭的一個精典！
然而，中國人民渴望的民主女神，最後還是被中共坦克的履帶在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的黑幕中壓碎了。民主、自由、公正，在今天的中華大地上依然只是一個美麗的中國夢。中國應當怎麼辦？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中國是否應當民主？】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中國成語
我的朋友大都為名校畢業、學富五車的博士。最近在閒聊中我問了一個實在簡單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應當民主？」他們中有幾個立刻說：「那樣中國人才能民主選舉自己的政府唄。」我接著問了一個同樣簡單的問題：「中國人為什麼應當民主選舉自己的政府？」令我吃驚的是，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能夠立刻回答上來──而這，可是二百多年前美國人就已清楚的常識呀！
1776年2月14日，湯瑪斯•佩恩（Thomas Paine）撰寫的《常識》一書在費城出版，很快便成為當時新大陸排行第一的暢銷書。
在「泛言政府的起源與設計兼簡評英格蘭憲法」一章中，佩恩首先指出：「社稷起源於人民的需要，政府則起源於人性的缺點」；「…社稷中的每個人若能永遠保持對他人的絕對公平，就會使強制性的法律和政府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人們會疏忽互相間的責任與義務；這種不負責任性，便凸出了人民建立某種形式的政府以彌補人類道德缺陷的必要。」這無疑證明了：政府的權力天然地來自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
接著在「論獨裁與世襲」一章中，佩恩這樣批判獨裁：「人類在上帝創造時順序上是平等的，……男女系自然的區分，善惡是天堂的判定，但為何一小撮人自呱呱墜地起就比其餘的人崇高尊貴、截然不同宛如一個生物新種，以及這樣的『異類』於人類到底是福是禍，很值得探討。……這種高於芸芸眾生的『貴人』既違反了眾生平等的自然規律，也背叛了《聖經》的諄諄教誨。……擁護獨裁，在《聖經》中被列為古代猶太人的原罪之一；上帝為此曾給予他們痛斥和詛咒。」
同章佩恩繼續批判世襲制度：「人類在獨裁上又增添了世襲這個罪惡；獨裁是我們人類的降格與自輕，而被一小撮人視為天生權利的世襲，則更是對人類子孫後代的污辱與強迫。這是因為，所有的（男）人起初都是平等的，沒有一個人生來就有權使其家族後代永遠比其他人優越；即使他個人或許值得同時代人授予某種程度的榮耀，其後裔也許就根本不配這份榮耀。……因為〔世襲〕這個不理智、不公平、不自然的契約很可能將人類子孫置於一個流氓無賴或弱智白痴的統治之下。」
佩恩進而精彩地還大獨裁者們（令人不禁想到佩恩身後二百年在遙遠的東方耀武揚威的中共頭目們）以歷史的真面目：「……很多時候，一旦我們揭開他們陳舊過時的黑幕，追究這一小撮『貴人』的發家史，我們會發現他們功成名就的第一代不過是某個不甘心沒沒無聞的幫派中靠無出其右的野蠻手段攫取頭領地位的首惡而已。……自以為生來就是該被人民臣服的統治者的那一小撮人，很快就會變得目空一切、忘乎所以；他們因過早從普通人裡分離出來，思想浸漬著唯我獨尊的毒素；他們生活的小圈子與其餘人所在的大千世界是如此實質性地不同，以至於他們幾乎無法知道民眾的利益所在，從而成為社稷中最無知、最不適合擔任領導的一類。」
綜上所述，民主是人類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天然權利；人類應當普行民主，因為她不僅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且體現了人道主義的根本源泉：人人生而平等。這，就是二百年前的《常識》。
《常識》發表後僅僅數月的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正式對英國專制統治說不。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主筆的美國《獨立宣言》向全人類莊嚴宣布：每個男人生而平等，都有如下不可分割、剝奪的基本權利：生活（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今天，美國《獨立宣言》的基本精神依然是美國的立國之本（「men」已意指所有生活在美國土地上的人，無論是否美國公民）：美國憲法的三大原則即為自由、平等、公正；其中的「民權法案」更是保障了這塊土地上每個人享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住所安全、和平集會、公平審判等基本人權。
這裡值得澄清在華人中頗有市場的一個對平等的誤解：「毫無疑問，儘管美國號稱是一個平等和自由的國家，但那種神話其實是不存在的，在美國處處都有等級和生活品味的差別。」（邱華棟，《有錢≠格調》，載於《華報》，1999.5.29）
對照傑佛遜二百多年前寫的那段字字珠璣的文字，稍有理智者都不難看出，在「生活（命）、自由」之外，美國民主還要保證每個人的，是「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而非同等幸福的權利。前者著眼機會，後者乞求結果，二者不能同日而語。每個人的能力有大小、勤奮的程度有不同，要求一個勤儉、能幹的人去保證一個懶散、無能的人同樣幸福，那反而是對「平等和自由」的褻瀆；而像中共那樣剝削壓迫中國勞動者來保證昏庸無能的中共官僚享受比聰明勤儉的中國百姓幸福許多的奢侈生活，那更是對「平等和自由」徹頭徹尾的反動──我寧要可望不可及的「神話」，也不要這樣的人間惡夢！
令人遺憾的是，二百多年過去了，生活在這個惡夢中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享受不到「每個」美國人享有的「不可分割、剝奪的基本權利」的大部分！是中國人像中共及其海內外幫凶幫閑宣稱的那樣只要「生存權」、「溫飽權」嗎？根本不是！
早在二千年前，儒家學說的代表荀子就已經提出「人性惡」的說法，這與佩恩的《常識》不謀而合。同期亦有「當政者應以百姓的利益為重」的民本主義思潮初露萌芽。秦末一個暴雨狂襲的夜晚，一個名叫陳勝的農民囚徒，更曾在華夏大野上舉起鐐銬向蒼天發問：「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從那時算起，「眾生平等」的思想在中國社會的門外已經徘徊了幾十個世紀，但至今依然無法登堂入室！
本世紀初，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曾短瞬間看到曙光：民本主義、法制主義、平權思想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裡終於發展成為天賦人權與民本主義的有機結合。但不久，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的無恥小人們，從袁世凱到中共，一個個叫囂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槍就是草頭王」，輪番上臺禍國殃民，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一次又一次斷送了中國跟上世界發展潮流的大好機會！今天，中共一邊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一邊仍在瘋狂踐踏該公約所保障的中國基本人權，明裡暗裡拚命反對人權的普遍性。《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序言說得很清楚：
「考慮到，按照聯合國憲章所宣布的原則，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確認這些權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
中共懂不懂這個常識？我們看看中共自己的話就知道了。中共創始人李大釗曾經說過，對付自由言論的唯一武器只能是自由言論；看看如今他的冒牌黨子黨孫們在中國大地上的所作所為，不知李先生在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