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時，他的眼睛裡流露出明顯的得意的神色。顯然，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任何顧忌了，說話也隨便起來了。
「你說，江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江主席和黃菊究竟有是麼來往？」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副採訪的架子。
曾慶紅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設備之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江主席並沒有討厭黃菊，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賈慶林和XX。只是XX 這個人不爭氣罷。黃菊在中央的地位實際上很高；政治局委員們都怕他。他和李長春都是說了算的人物，因為江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2001 年8月召開的XX會議以後，江主席曾經召集我和XX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李鵬在會上的矛頭是對著黃菊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李鵬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黃菊和慶林。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只是黃菊、慶林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三個代表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李鵬強得多，水平也高一籌。慶紅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三個代報，也要揪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黃菊，也不是XX，是那幾個要我繼續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江主席還一再地對我說：『你可以拜黃菊和慶林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到他們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江主席逝世以後，政治局研究過李長春，黃菊，慶林他們的問題嗎？」「哪裡來得及呢！」曾慶紅說，「江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江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胡錦濤就給我打過招呼，他悄悄地說：『老曾，江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裡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樣就怎樣，我可怎麼辦呢？』我說：『你是黨中央的軍委主席，總書記，誰能不聽你的呢？』他說：『那可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溫家寶的六四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江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和我講過。這時，我就估計到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主席的筆桿子黃菊好像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他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也很緊張。江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員交代，要他們請黃菊立刻回京。黃菊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他就馬上恢復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撲克，以等待
火車。我親眼看到他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他雖然在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手錶，我就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他在江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黃菊已經判刑了，我到主張恢復歷史的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 。黃菊這個人，他由於長期在江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譬如他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江西回來給他捎帶點特產，他從來都是付錢的。他這樣對我說：『老曾，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江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瞭解，他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他和賈慶林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一次，李長春給黃菊給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黃菊一直追問他付錢了沒有，最後李長春從自己的工資裡拿出叁百多塊錢交給李長春，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黃菊是喜歡照相的，他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他自己掏錢買。他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對不多佔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後，才知道我們這些上海幫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工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胡錦濤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譬如給六四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江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胡錦濤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李長春、黃菊和賈慶林這些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而是為了他自己當的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實是怎樣看待的？你參加和討論了抓李長春這些人的會議嗎？」
曾慶紅說：「我哪裡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胡錦濤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XX, XX早就想動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八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江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家寶同志研究，乘江主席不在京的時候把李長春、黃菊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叁，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廖錫龍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廖錫龍的口氣，可廖錫龍對江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李長春，廖錫龍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江主席的話，相信江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黃菊的問題。好人呀，錫龍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們面前過一過，並不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黃菊等人之前，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黃菊、賈慶林他們研究好了再拿到會議上來通過。這個情況我向江主席作過反映，我是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向主席說的。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黃菊說：『你不要總是你們幾個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
你們的一些做法連慶紅這樣的老實人都有了意見，可見你們是怎樣地脫離群眾了。黃菊呀，我已經警告你們好多次了，不要總是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講話嘛。什麼事情總是你衝在前頭不好，要突出其他領導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講一遍。』江主席批評黃菊，我看完全是對他的一種愛護，而絕不是要打倒他。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胡錦濤也看得很清楚。他確實當著江主席面說過：「江主席，我永遠聽你的，作你的忠實助手。對江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胡錦濤就像小孩子一樣地講話。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我們下臺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什麼。其實現在不說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後，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我調到中央以後，本著一條原則，那就是江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幹。我既然是江主席的學生，就應該聽江主席的話。」曾慶紅說，「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就能夠經常見到了老人家，誰知道來到中央，同樣很難見到他。2012年以後，江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顯地蒼老了，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黃菊倒是隨時可見到他。他對江主席的身體狀況一直採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問他主席的身體狀況怎樣，他都說：『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他沒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還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幾天，他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他在關心著你。』誰知兩叁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後來問他：『你為什麼不把主席的身體狀況告訴我們？你要是早點說，也許可以用民間的祖傳秘方治好主席的病。』他對我說：『黨內的六四平反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體狀況作文章，要是讓敵人知道了主席的身體狀況，那他們有可能鋌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崗位上可不是為了當官，是一種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了嗎？』我回答：『只要有江主席的領導，完全可以把自由化那些人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江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那時，江主席對我們這些上海幫們確實是有所偏愛的。他對我說過：『你和錫龍同志都沒有讀過多少書，你是務農的，他是習武的，八歲就到了貴州武術學校練習武藝。二十來歲時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你們這些人跟黨走了這麼多年，我放心。你們不會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錫龍就讓李鵬騙過，拿著電力部的資金想去香港倒賣黃金。敗露後，被「雙歸」，是我下令放的。我對他說，革命嘛，不能只靠黃金，而是要靠三個代表，依靠他李鵬能晒β穡坎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