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報事件的兩個直接作用
在89年5月13日，就是學生們上天安門絕食，作為一條分界線，在13號以前整個的焦點相當大部分集中在導報事件上，新聞記者對於推動中國新聞自由有了前所未有的共識。青年節5月4號的時候，大家上街遊行到中國記者協會送請願信，「記者上街」在49年以後的中國新聞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動員起來，支持導報。他們自己也非常努力想做成導報這樣。
這件事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後果，一個是89年原先只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因為新聞記者的介入，拓展了他的外沿。先有學生，有記者，再有知識份子，然後再有工人、社會大眾參與進來，變成了一個全社會運動，所以89學運變成89民運，是一個全民運動。北京幾百萬人上街遊行，就是最好的證明。導報事件對於「把學運改變成民運」起到了別的事件起不到的作用。
另外就是，在五月中旬，中國所有的新聞媒體突然開放了報禁，是49年以後最自由的幾天。儘管是曇花一現，但這跟導報事件顯然有直接關係。大家都用爭取新聞自由、實踐新聞自由的各種行動來支持導報，來體會導報所扮演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來講，導報是有特定的貢獻。
江澤民和六四屠殺有直接關係
江澤民對於87年的學潮，自己貼了膏藥，在鄧小平那邊告狀，講現在的學生嘲笑他講四項基本原則。然後89年對世界經濟導報採取這樣果斷的壓制、封殺手段，表明瞭他共產黨的「政治覺悟」相當高，這讓一些思想僵化比較左的人找到了共同點，所以在軍管前後江澤民實際上已經到了北京，六四開槍的最高層政治決策、政治局會議，他都參加其中，六四跟他有直接關係。那時候他已經是政治局委員，不只是一個上海市委書記，而且已經被指任等於是接替總書記的人選，所以他脫不了干係。
中國記者只有坐牢或腐敗兩條路
從各種角度講，江澤民是從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壓制新聞自由起家的政治人物。他上臺後，壓制新聞變成他的看家本領。所以他上臺的這些年，中國記者面臨兩個命運的選擇：一個是坐牢，一個就是腐敗。作為共產黨官僚機器的一部分，腐敗是很自然的，共產黨腐敗，媒體不可能不腐敗。媒體用他的資源去做交易，搞所謂的有償新聞，假新聞滿天飛。共產黨的意識型態為它提供一種保護。後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也提供這種溫床。江澤民任職的十幾年，這個東西發展到登峰造極。
另外一種等待記者的命運，也在江澤民的任期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江上臺不久，馬上就判了一個很有名的案例。當時新華社記者吳士琛，因為把十四大的報告泄露給香港記者，就被判了15年，現在還關在牢裡。緊接著沒過多久，為美國<<華盛頓郵報>>工作的北京新聞工作者白偉基和他的太太，以泄露國家機密罪的名義給抓起來，白偉基判了15年，他太太被判了7年。又沒過多久，中央辦公室裡面的高潮，把天津禹作敏案子的內情告訴了高瑜。高瑜原是中新社的記者，六四也做過牢，出來之後繼續做自由撰稿人。高瑜被判了5年，高潮被判了13或15年。
後面被關的記者也很多，保護記者協會榜上有名、數得出來的就有三十多個。很多實際上是沒名的，大家都不知道。
中國媒體的變化和騙局
每一年評選世界新聞自由的公敵，各國政治領袖哪幾個是扼殺新聞自由的，中國一直是名列榜首，江澤民連續3年、4年是排第一、排第二。所以對控制新聞自由，對別人是一種手法，對江澤民已經是整個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控制新聞自由日子就過不下去。
這裡面有一個常人或外人會看走眼的地方，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開放，新聞媒體在硬體的發展形式上，也有了多樣性、豐富性發展。比如講，伊拉克戰爭報導，很多人認為中央電視臺滾動式的新聞報導，然後把專家請到攝影棚裡面進行對話的這種報導，跟西方媒體沒什麼差別，就是這樣一種形式上的發展，迷惑了一些人，他們認為中國的新聞和外國沒什麼區別。
實際上卻是上當，因為中國新聞的本質是黨的工具，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家是民營媒體，所有的領導人、主編、社長、臺長，都要到中央黨校培訓，然後由中央、當地的黨委組織部門、宣傳部門來任命，而不是由你自己決定。像最近南方週末的事情一樣，都是上面省委書記直接派人下去。本質上他沒有改變，做為工具、做為喉舌、做為黨的產業，他的所有權是黨的，組織人事權是黨的。
唯一變化的就是，你要自付盈虧。因為現在共產黨財政負擔太大，報紙原來是政府用錢包下來，現在除了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基本上其他的都不包了，他要你自負盈虧，這樣就加速了腐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說信息產業化、新聞產業化，把新聞當生意作。比如像上海電視臺、東方電視臺，自己去辦餐廳、辦出租汽車公司，或者現在更多的是娛樂產業，這樣好像就可以自負盈虧。
你想想看，他跟社會很多經濟利益做交換，那要保持新聞公正性的基礎已經注定不存在，所以非但沒有促使新聞健康發展，反而在摧殘和腐敗中國的新聞機制。江澤民在這一點上會成為一個歷史的罪人，這是毫無疑問的。
將來有一天中國新聞要是開放，在開頭的時候肯定會看到這些共產黨的政治寡頭、高幹子女把新聞最大的那幾塊資源給瓜分了，你看到的是他們在統治著中國的新聞。
中國媒體不是新聞媒體是輿論工具
中國老百姓有一定的經驗了，聽話聽聲，鑼鼓聽音，看報紙要倒過來看。他講安定團結，就說明有問題；他講繁榮昌盛，那危機就四伏了。倒著看肯定沒錯。另外報紙如果一定要講什麼東西真，那就是日期是真的。有的時候甚至連天氣預報都是假的，因為也會根據某種形勢的需要。就是真實性沒有保障，不受監督。
比如像現在SARS病，開始不報導，因為被全部控制、隱瞞真相。4月20號以後一哄而上，所有的報紙都在談SARS，看上去好像中國突然真相大白了，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仔細去看一看這個報導，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報導只有一個消息來源，就是政府，那怎麼能真呢？
蔣彥永揭露了真相，政府馬上頒布法令：將來沒有政府授權誰都不能散佈疫情的消息和信息，否則就是造謠，要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中國不存在真的新聞，甚至嚴格來講，中國的媒體都不是新聞媒體，是宣傳工具，或者講是輿論工具。開放以後他為了響應鄧小平「馬照跑、舞照跳」、麻痺老百姓，搞娛樂方面不設限，甚至於對黃的東西都有相當的容忍度，因為這個東西對政治沒有傷害。
而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是不存在的，只能通過外界、Internet，通過美國之音、BBC、自由廣播電臺、自由亞洲電臺這些傳播進去。哪怕現在就是老百姓口耳相傳，也說你散播謠言。SARS病的疫情在民間傳播的已經抓了幾百人，所以這個訊息新聞的自由在中國是絕對不存在的。瞭解中國的人應該是不難明白的。
薩斯讓世界看到中國媒體的本質
中國SARS疫情實際出現的很早，現在最早是說去年年初的時候廣東就已經發現了，一般講的是去年十一月。就以十一月算的話，到4月20號才正式公布，隱瞞了將近半年。
在中國把這麼大的事情隱瞞半年，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因為中國正好在新舊權力交替的階段，江澤民的所有心思都用在維護、拓展上海幫的權力、中南海怎麼樣勾心鬥角。老百姓死活尤其是流行病怎麼發展這對他來講是很遙遠的事情。所以決策人物政治決策上的疏忽，或者是有意的壓制，這是前提性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新聞媒體都是黨的工具、黨的喉舌，這句話在SARS疫情上理解，就是政府、上級部門有命令、有指示他就去報導，沒有指示、沒有命令你就不能去報導，報導了就是違反紀律，所以像南方週末報導馬上就被處理、被報復。這兩種機制交叉起作用，所以這麼嚴重的疫情才能被隱瞞半年之久。
而且半年後曝光也是相當偶然的機會，如果不是蔣彥永醫師見義勇為、奮不顧身，可能還要拖一陣子。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的確SARS疫情氾濫到全中國、氾濫到全世界，中國「新聞媒體」在這裡面的失職是不能原諒的，甚至說是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是幫著政府在粉飾、在隱瞞。儘管有個別的記者，像南方週末，也有覺查到問題，也用他們個人的能力盡力做了一些事，但從整體而言，中國大多數記者、大多數媒體在這件事上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所以是中國記者、中國新聞界的一種恥辱。
那麼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不改革，中國沒有自由媒體、獨立媒體出現，不能進行自由的報導，不能挖掘這些真相，那這種恥辱的黑鍋他就要永遠地背下去，他就沒有翻身的日子。所以SARS只不過是檢驗的機會，讓世界看清楚中國新聞媒體的本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否則他說得天花亂墜，標題做得很漂亮，圖片甚至版面設計得相當幽雅，跟西方媒體不相上下，很能夠矇蔽一些人，但是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SARS就戳穿他的西洋鏡，把他背後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了。
如果中國的新聞記者、中國的媒體不改變，那就只能成為共產黨的殉葬品。中國領導人如果要繼續隱瞞真相，那麼肯定有其它的力量，來揭露真相。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