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風沙的春天對北京來說是鮮有的，然而就在這個多年難得一遇的好季節裡，兩場相繼上映的「倒薩戰」卻攪得整個北京城天昏地暗，人們的心情也大有忽冬忽夏之感。
先是由美英聯軍主導的旨在推翻「偉大的領袖」、「人民的好伯伯」和「人民的救世主」(前伊拉克官員見面時必須一字不拉地背誦的伊拉克總統長達十九頁簡歷前面的名頭，摘自《青年參考》報)薩達姆統治的戰爭獲勝，這對北京的自由知識份子們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與激勵，當人們從螢幕上看到巴格達市中心的薩達姆標誌性塑像被拉倒時，其心情不亞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柏林牆的倒塌，一個大獨裁者終於倒在了人民的腳下，雖然此前的二十多年間，薩達姆為了樹立自已至高無上的權威大搞造神運動，把自已大大小小的塑像戳滿伊拉克的角角落落--街心公園裡，其塑像是一副微笑浪漫的樣子，在鄉村路邊的塑像，則又是微笑哈腰專心致志地收割小麥，而在建築工地上他的塑像卻是身穿工裝扛著水泥袋的樣兒……據悉在伊拉克境內薩達姆的塑像就有幾百萬個，其中大的竟有二十多米高！薩達姆能牢固統治的基礎就是他深諳「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能成為真理」的流氓邏輯，但其最終的毀滅也不能說與謊言無關。
而由南向北逐漸擴散的薩斯病毒在中國的一再蔓延，以至於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一夜之間在全國人心目中變成為一疫區」的現實，著實在「令人揪心」（胡錦濤談薩斯語）的同時，感到滲入骨髓的陰冷與絕望。雖然北京城在這段患難與共的時日裡，也讓我們看到了那麼多的友愛與堅韌。
薩達姆統治蹂躪伊拉克人民那麼多年和薩斯在中國的滋蔓這兩者之間有無共同之處呢？有的。因為從我們在螢幕上看到的這兩場真人戰爭秀中就不難看出端倪──先說說我們的中央電視臺拍得像MTV一樣煽情的伊拉克戰爭：還沒等三月二十日上午十點半第一枚導彈在巴格達炸響，我們的傳媒上充斥的竟全是些伊拉克人手拿各種輕重武器又蹦又跳的狂熱武裝遊行畫面，間或還有一、兩位看上去都有七、八十歲了的老太太，手裡拿著槍支對著攝像機鏡頭微笑著講「誓死保衛薩達姆，我們不怕美國佬的導彈！」之類的豪言壯語，然而隨著薩達姆巨大塑像的倒塌，拉著硬從薩達姆的塑像上砸下來的巨大頭顱在巴格達大街上狂歡、用鞋底在薩達姆塑像的臉上抽打和搶劫伊拉克前高官住宅的也正是這麼一群人。這就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北京的遊行人群高呼「油炸火燒鄧小平」的口號，而鄧死後又是「十里長街哭送小平」是一樣的道理：在一個專制體制下，老百姓的情感指嚮往往是亡目從且不負任何責任的，僅是一次無緣無故的愛與恨的自我宣泄。
再加上我們的那些播音員和嘉賓們在播報中，毫不掩飾且傾向性極強的誤導，似乎伊拉克人民真要眾志成城地和美英這兩個新老「帝國主義」血戰到底似的。而眼下在對北京抗擊薩斯的報導中，螢幕上又頻頻出現醫護人員火線入黨和虛張聲勢的所謂「眾志成城」抗非典的拙劣畫面。如此等等，真令我不明白我們的這些播音員和嘉賓們，是真不明白還是「奉旨」裝傻：在伊拉克這樣一個典型的特務和秘密警察的國度裡，平民百姓面對傳媒的這種極端表演，正是他們為保證自身安全而表現出的本能反應。對北京倒薩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說，難道那些傳媒精英們就不明白：他們其實最需要的是充足的睡眠和心理上的鬆弛，而怎麼又忍心讓他們擺拍一些虛假的鏡頭進而用來造勢呢？
你們不去充分地利用手中的媒體真正去幫助老百姓減輕心理上的恐懼，而是找一些狗屁經濟學家大講所謂「薩斯對中國經濟增長百分之多少不會有影響」或者「疫情可催生新產業」之類的鬼話，這和當年長江發洪水時那幾個混蛋「學者」大講一洪水能拉動中國經濟」之類屁話又有甚麼樣的區別？！倒是溫家寶五月十日在太原考察薩斯時講的「疫情未控制，決不允許做表面文章」更理性也更務實一些。
這裡且不說我們的傳媒在整個伊拉克的倒薩戰爭中一味地淡化薩達姆的罪惡，也不究他們是怎樣將巴格達解放後當地市民們歡喜若狂地與英美聯軍相互擁抱的鏡頭是怎麼被「貪污」掉的。僅說從戰爭剛一開始轉播，就人為地將那些受傷的伊拉克小孩兒和哭天搶地的老人拼貼成片頭，然後再滾動式地反覆播放。在播報過程中，又有意識地將伊拉克平民傷亡人數中的「傷」和「亡」的數目混在一起講的這些行為就夠令人費解的了──總願意把自己的腳站在一個獨裁者一邊，難道就不怕陷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尷尬境地？因為憑籍他們所處的位置，要比普通人獲得相關薩達姆的真實資料容易得多！難道還有比最近在阿布．加拉比監獄附近墓地上拍的那張親吻著被害兒子頭骨的老人的照片更能說明問題的嗎？僅在巴格達的五個類似墓地裡就同時挖出六千多名政治犯的屍骨，且其中百分之三十是被活埋的，這還不算在一九九四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短短的兩天中，薩達姆號召的所謂追捕逃兵中被活生生地割下的三千五百人的耳朵。
而薩達姆落得如此下場和其政權最終垮臺的原因也正是謊言：君不見起初兩軍尚未開戰，世界上還有國家願為薩達姆一家提供流亡的可能，而薩達姆之所以能下定抵抗的決心，不能不說與「十幾萬或幾十萬共和國衛隊的忠心」和老百姓們狂熱的「誓死保衛」誓言無關！而戰爭中伊軍下級對上級的謊報軍情和矇騙則是其指揮屢屢失誤直至一觸即潰的主因：部隊已經棄甲四散，而上級得到的報告卻是正在頑強抵抗；城池早已陷落，報告仍是我們獲得大勝之類的謊言瞞報，也真難為了伊方的發言人薩哈夫那張鐵嘴上些所謂的情報也可能就是他會在新聞發布會上底氣十足且信誓旦旦的原因之一了。
在極權制度下平民百姓面對媒體的表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場不練自熟且習以為常的表演秀，而此番表演秀一旦離開傳媒而回到日常生活中，連表演者自已也難以面對。伊拉克人在薩達姆統治時期面對攝像鏡頭講的「誓死保衛薩達姆」和大陸百姓在「戰勝非典的人民戰爭中」接受電視採訪時講的「在幾個代表」或「在十幾大精神指導下戰勝非典」之類的話語就有異曲同工之效，無疑若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要對家人或同事如此講話，一定會成為真正的「另類」或者被罵為精神病的。
對伊拉克倒薩的瞭解主要是通過媒體，而對北京的倒薩我則有點「不識廬山直一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味道。
非典在廣州鬧得很凶的時候，正趕上北京一片太平盛世景象的開「兩會」，而我又忙於一些出版上的事情，連一丁點相關的消息都不知曉。偶而聽說廣州鬧怪病，老百姓四處搶購，一瓶普通白醋已一買到了二百多塊，我心裏仍不以為然：中國老百姓一窩蜂的事兒還少？喝紅茶菌、打雞血針、搖呼啦圈、穿紅襯衫…
而在其間我還去了趟深圳，來去匆匆也沒甚麼特別的感覺，可能是這麼多年來碰到的「偶然」太多，把一些生生死死的事也看淡了。而真正讓我感到薩斯迫在眼前的是一天下午，當我經過家門口的一個農貿市場時的情景：整個人就像瘋了一樣的搶購，平時才幾毛錢一斤的白蘿蔔賣到六、七塊錢一斤，大米、土豆看見甚麼，甚麼就長價，大傢伙全都像不要錢似地瘋搶。隨後我也同家人去超市購買，見到的真正的是人山人海，等著交錢的人流足有二百米長，可就在一轉身間卻讓我無意間揀了個大便宜：超市裡的鮮花卻在大減價且無人問津，平時二十多塊錢一扎的百合花才賣四塊錢，我便買了幾扎鮮花，在眾人詫異的眼光中打道回府了。一路上我嘴裡還不忘對家人打趣：平時不相信共產黨，現在一定要相信，共產黨有這個調配能力。因為專制在特殊情況下往往要比民主更有社會動員能力。但為甚麼在政府官員一再在媒體上信誓旦旦地講不會漲價、不會封城和打擊造謠者之類話的同時，老百姓卻仍反其道而行之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政府這麼多年來把「狼來了」的遊戲玩得太多了！
再說北京目前在反擊薩斯中流行起來的一些術語，也夠讓人唔心的了：先說所謂「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吧，從二OO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廣東中山市發現第一例薩斯病人，再到四月二十日北京當局迫於蔣彥永醫生的勇敢和國際社會的壓力而公開薩斯的真實疫情，其間相隔了如此漫長的時間跨度，還有臉講「突如其來」？再從二月下旬廣州市衛生局長在新聞發布會上恐嚇記者「你問這個問題你要負責」，到四月三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銀屏上鄭重其事的大講「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很安全」，再到四月十日少壯派的北京市長孟學農笑咪咪地在電視上對來訪的日本東芝株式會社社長同村正時大講「對於一千三百萬人口的北京市，二十二個病例所佔的比例並不大，完全沒有擔心的必要」等等這一系列的劣行，進而導致張、孟二人的下臺，隨之又莫名其妙地出現了另一句「引咎辭職，政壇新風」的新辭彙，可從最近《北京晨報》上刊發的題篇《借電話傳非典謠言可判五年以上》的標題文章來看，僅所謂在電話上傳播「謠言」就可判五年以上徒刑，那麼這些在公眾媒體上公然撒謊並且直接造成了薩斯疫情蔓延的官員們又該判處多少年呢？
據外國傳媒揭露，我們看到的那些為了阻礙國際衛生組織的檢查而指揮相關人員把薩斯病人轉移上救護車，讓其在人口密集的北京街頭游車河的官員們又將作何處理？且不說他們用薩達姆當年躲避聯合國核檢人員同樣的手段東躲西藏地躲避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給已是「世貿」組織成員的中國在國際上帶來的惡劣影響，僅憑他們能把如此多的高危傳染病人弄到大街上游車河，其行為就夠令人毛骨悚然的了！
我真不明白：薩斯病毒又不是這些官員們自己搞腐敗搞出來的，為甚麼他們還要一味地瞞報謊報呢？是怕疫情公開後會影響了所謂的「穩定？還是「報喜不報憂」的政績意在作祟？抑或是受深諳共產政權運作邏輯的林彪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的真傳？雖然在目前這個政權體系中，數位出官的遊戲尚能把「鄉里騙縣上，縣上騙市上，一直騙到黨中央」玩圓了，但鷳朐謖獯蚊娑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