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學生遭批鬥
我的哥哥聞達,在文革開始時才十六歲,是一個天真、聰明、求上進的好孩子,是上海市某中學的三好學生,曾代表學校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得過獎。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由於我父親是上海某廠的私方代理廠長,被莫須有的罪名劃為歷史反革命。由此而來的殘酷迫害,降臨到我家庭中每個成員頭上。我家被抄五次。父親被關押、批鬥、拷打長達半年之久。由於老子反動兒混蛋,子女們也都成了"黑五類"子女,遭批鬥、污辱、毒打、威嚇、歧視……。我的哥哥聞達,當年是六六屆初中畢業,學習成績優異,在學校裡受到打擊迫害最甚的一個,被校內紅衛兵戴上走資本主義白專道路的"狗崽子"、"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等罪名,在校批鬥會上,要他低頭認罪,會後又被三個校紅衛兵頭頭關進教室裡,輪流打耳光,叫他在地上爬、學狗叫,爬慢了遭到他們拳打腳踢……。當天他回到家,臉腫得不像人,渾身是傷痕,母親抱著他傷心地痛哭,我哥流著淚問母親:為什麼我會是黑五類……?在學校下鄉"三秋"勞動時,班中幾個紅衛兵把他帶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又把他帶去的藥品(我哥哥患有氣喘病)全部仍進河裡。在多次遭批鬥、毒打、侮辱之後,他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憂慮、恐懼、自卑的精神壓力導致了他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症。
畢業七年待分配
一九六八年分配工作時,他又因出身不好,而在家等待分配,一等就等了好幾年。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寫信給街道政府,在要求工申請書中寫道:
"我自從六六年初中畢業後,到現在還沒有工作,耽擱了七年之久,想想實在令人難過……,天天想著有一份工作,那時我以為待分配最多等八、九個月至一年,真想不到等了它的七倍,等了七年,到現在還沒有工作……,自己年紀那麼大了,連一個工作也沒有。父已經快六十歲了,年老體弱,胃要開刀,母親沒有工作,身體也不好,耳聾,心臟也不好,一直在吃藥打針……。請街道負責同志給我一份工作,分擔家中的憂愁及家中的經濟負擔,排除在家的苦悶,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貢獻自己的一切。"
在家人與政府多方交涉下,我哥才於七四年四月進廠做工。當時我哥工作車間做的是女用衛生紙,包裝工作班裡幾乎全是女工,因此受嘲笑和歧視。為此我哥提出希望換一個工種的要求,在哥的多次懇求下,當時領導表示同意,並對他講:"你明天不要上班了,在家等著,過幾天我們會通知你到新的工種上班的。"他滿心歡喜地回家告訴父母。
失去工作被逼瘋
等了好幾天,沒有人來通知他,因而就去單位問領導,領導還是講:"沒有安排好,你放心在家裡等著,總會通知你的。"又過了好幾個星期,領導還是沒有給他一點消息,他又去問,領導還是講:"耐心一點,給你換工種,落實後會通知你的。"又過了幾個星期,又再去問,但還是同樣的答覆,在此期間,父母、兄弟也曾多次陪同他去單位詢問、要求,但領導都一直講:"還沒有安排好,再耐心等待,不久就會叫他上班的。"從一九七六年開始等,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直到有一天他去單位報銷醫藥費時,突然被告知:"你已被除名了。"並停發生活費及停止報銷醫藥費。失去工作已使我哥精神上痛苦不堪,而現在卻連最起碼的生活來源、看病、治病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哥哥徹夜難眠,精神恍惚,認為領導在欺騙他,因而去單位和領導講理,此時領導卻厚顏無恥、無中生有地對他說:"你一直將近三年沒有上班,現在作自動離職處理。"殘酷的現實再一次使他對人生的希望破滅。在文革中,聞達被批鬥、毆打。受盡侮辱,想不到在文革結束、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的當時,他再一次被共產黨幹部愚弄、欺騙,剝奪了他工作、吃飯、看病的權利,使他處於絕境。使他對生活、前途的希望全部破滅,他瘋了,精神崩潰了。為此多次自殺,我母親為此幾乎哭瞎了眼,父親為此愁白了頭,全家處於悲憤與痛苦之中。據同情我哥遭遇的一位幹部透露:類似聞達具體情況要求調動工種或因病待家的員工,全廠二千多人中共有十多人,在七九年整編過程中,中共人事幹部陳某某強調:對待工在家的員工要貫徹階級路線,工農子女給以照顧,適當安排;出身不好的子女不能照顧,乾脆除名。因而認為我哥聞達其父是資產階級,是"黑五類子女"給以除名,當時被除名僅聞達一人,其它的均予以保留或給予適當安排,因為他們出身不是"黑五類"。
為了討回公道,恢復聞達的應有權利,讓他有飯吃,能治病求康復的基本人權和人道待遇,為了要求中共政府徹底糾正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其子女受歧視、虐待的反動"血統論"政策,同時要求中共政府糾正官僚作風和欺騙行為,我們上告、上訴,上至北京中央,下至市、區、街道政府,上訪達近百次,寫信申訴達數百封,時間長達十六年,但結果是:要麼就是石沉大海,毫無音信,要麼就是轉某某處理,不了了之,互相推諉,至今得不到解決。有據為證,從七九年至今,我們去信的單位有: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鄧穎超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紀律檢查組陳國棟,上海市政協,上海市勞動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施平副委員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江澤民市長,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朱鎔基市長,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徐匡迪市長,《解放日報》社,中共上海市某某區政府,中共上海市某某區政府某某街道黨總支。
上述寄出均為掛號信,以上摘錄的僅是一部分,大多數信件寄出後,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我們就親自上訪,要見到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是十分困難的,大多數接待我們的是工作人員,今天說:"過幾天再來。"到了那又說:"今天有會議,沒有時間,改天再來。"就這樣叫我們來回跑,到了最後說:"你們反映的事現已轉某某處理,請到該處聯繫。"類似這樣踢皮球的遊戲不知重複了多少回,重複了多少年。有時還遭到無理訓斥,中共某某區委我們上訪數十次之多,最後派一個人上我家中,那人用手指著我父親大聲訓斥:"不許以後再寫信上告,再寫信後果你自己負責。"我父親在上訪申訴時,曾遭到多次刁難和無理訓斥,在上訪我哥單位時,該廠領導更是凶狠地指著我父親謾罵:"你是什麼階級!你沒有資格和我說話……"
真是家破人亡!
文革時我才十四歲,抄家時被工糾隊用皮帶抽打,在校遭紅衛兵毆打,被驅趕出校門;因家庭出身受歧視,被逼去雲南插隊;十多年來,精神上與肉體上的折磨導致我多次胃出血,營養不良和長期失眠導致貧血和神經衰弱,幾乎到精神崩潰的邊緣。我的大姐原來身體衰弱,文革中受恐嚇刺激,不久死去,年齡僅三十歲,二姐被單位造反派批鬥,昏倒在馬路上,現患有心臟病;二哥被紅衛兵誣陷為是"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遭毒打胃出血,送醫院搶救才保全生命,不久又患上腎功能衰竭,幾乎死亡;三哥聞達精神分裂,一家人幾乎不是得病,就是死亡,可謂家破人亡。
十多年來,我父親微薄的退休金既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又要承擔起我哥聞達的幾乎全部治療費(每月四百多元),背了一身債,精神上、生活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悲痛,父親為此省吃儉用,由於長期營養不良,患上了多種疾病,為上訪奔走勞累過度,曾多次昏厥在馬路上,經醫院搶救才得脫險,現病痛纏身,病臥在床;母親精神上受盡折磨,流盡了眼淚,、雙眼幾乎失明,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雙腿痛風病,痛苦不堪,這一切不正是中共政府的錯誤政策所造成嗎?!
精神病院裡的非人待遇
現在我哥聞達,仍處在水深火熱悲慘的境況中,受著非人待遇和所謂的"治療",被毆打傷口潰爛,沒有給藥,給治療,我七十六歲年邁有病的老母強嚥著淚,含著悲痛的心情,邁著有病的雙腿,經常必須趕三十多里路,往返六至七個小時,帶著自買的藥品、食品擠車趕往上海遠郊一家精神病院,為他治療潰爛的傷口;我姐曾跪著懇求該院工作人員和領導,給弟弟聞達人道待遇和治療,遭到無理拒絕。我在九五年三月去探望他,哥已不像人,骨瘦如柴,站立不穩,扭曲著身軀,有氣無力地呻吟著:"我要出去,救救我,救救我…"
中共政府的反動政策,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給千千萬萬個家庭及他們的子女帶來災難。我哥聞達僅是其中一例。據我耳聞目睹所知,就因為父母是"黑五類"而遭迫害的子女,其當時受迫害程度幾乎與他們的父母不相上下,有的被關,被抄家,被逼死,最可悲的是被逼成瘋!我在上海精神病院裡,親眼看到那些被逼成瘋的孩子,那驚恐的眼神和絕望而又痛苦的吶喊:"救救我,救救我,……"他們的家人在一邊悲痛地流著傷心的淚,這一悲慘情景,使人難忘,催人淚下,每當我想起這些,心劇烈地顫抖而久久不能平靜。這些病孩的家庭都有被抄家、批鬥的迫害經歷,我父親的一個民主黨派支部二十個成員中,就有四個成員的子女在文革中精神失常。根據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及考慮到被害家屬的顧慮和安全,在此僅舉幾例。
"中老年瘋孩子"
例一:住上海南市區方浜中路顧姓家,父是小業主,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女兒,當時年齡僅十五歲,父母遭批鬥,拉子女一起陪鬥,精神上受到創傷,後插隊落戶去江西,又遭到貧委批鬥,最後導致精神分裂,回滬經治療康復,要求工作,長期不予解決,導致她舊病復發,生活無著落,人又得不到治療,後跳樓自殺,送醫院不久,就死在手術台上,年齡僅三十五歲。
例二:住上海靜安區江寧路李姓,父是私人醫生,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動學術權威,有一女兒,當時僅十六歲,在文革中遭紅衛兵侮辱,在插隊落戶去安徽不久,被大隊幹部姦污,精神失常成瘋,其父母由於害怕和顧慮,一直不敢向中共政府討回公道,二十年來,一直把女兒關在小房間裡,得不到應有的治療,病情越來越重,現年齡已四十四歲。
例三:住靜安區北京西路張某,父是小業主,文革期間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有一兒子是六七屆初中生,當時十五歲,文革中受歧視,被紅衛兵毆打,受刺激,後又不安排工作。多年來一直要求工作,但政府部門置之不理,他感到前途無望而食藥自殺,經搶救脫離危險,現在既得不到治療,又不安排工作,前途黑暗,無人生可言,現年四十五歲。
例四:住上海黃浦區漢口路張姓家,父解放前是國民黨軍官,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女兒被逼去雲南偏僻山區接受再教育,備受歧視,父在獄中遭拷打折磨,病危住院,臨終前,家人來電要她回去,父要看她一面,她提出要求遭拒絕,在農村艱苦條件下,她身體累垮了,又受到當地農村幹部的凌辱,精神崩潰,回上海治療康復後,到街道要求工作遭拒絕,日久成瘋,生活不能自理,現年四十四歲。
夠了。以上這些血淚斑斑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共政府造成的罪孽。我想在此請中國政府統計一下,在文革中多少孩子精神失常?其中"黑五類"子女佔多少百分比?如果這個數字統計出來了,中共政府是否會明白,自己施的是仁政?還是暴政?中國有沒有人道?中國政府是否會懂得:受迫害至精神失常的病人,比你們拿槍殺了他更殘酷!不但本人要受折磨和煎熬,同時給他的家庭,他的親人帶來永無止境辛酸的淚,憂愁與痛苦。二十年來,當時他們的呼聲,至今不斷在我耳邊迴響,難以忘懷,他們還活著?還是……?如果沒有死的話,現在一般年齡在四十至五十歲,屬中老年了,當時他們得病的時候還都是孩子,所以我想給這些人一個正確的名稱"中老年瘋孩子",每當我想起他們,我禁不住熱淚盈眶,為他們、為這些苦難中的"中老年瘋孩子"。
現在這些至今可能還活著的"中老年瘋孩子"在中共暴政下,已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中共政府說要徹底糾正文革錯誤,講了十多年了,現在又講改革開放,要改善人民生活,難道中共政府不應該對這些被你們錯誤政策受迫害,導致精神失常、現在仍在受苦受難的"中老年瘋孩子"們負點責任嗎?難道這樣的人間悲劇還要繼續下去嗎?!
現在我要在世界上呼籲:救救那些在中國至今還在遭受悲慘命運的"中老年瘋孩子",並希望世界上善良、正義的人們,通過一切應有的可能,敦促中共政府盡快負起應有的責任,還給他們應有的人道和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