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飴慈乃張東蓀長孫，原首都師大數學系教授 )
張鶴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歲，1943年8月生，他從小不像我那樣聽話，脾氣也急，小學六年級，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參觀，誇獎過他的作文（謝冰心和我祖父張東蓀、父親張宗炳都熟，但當時她並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關係），這大概使他比我們更喜歡上了文科。我們兄弟讀的雜書不少，不過因為祖父的關係，家裡是堅決反對我們學文的，而且我們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錯，老一輩的學問應該說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數學競賽獲獎者（一個在北大數學系，一個在北大物理系），張鶴慈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比我們差。因此，在當時大氣候下，讓他學理，他並不反對，只是對文特別喜愛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們更厲害些，初三時的一次「早戀」受到了學校（清華附中）的批評，使他和集體的關係弄得很糟，從而和父母也有了頂撞，到了高中（一０一中），由於同學大多來自原來的初中，使他一開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憤俗，其實那時他才十四五歲，「戀愛」是從小說中學的，是一種精神戀愛。他長得漂亮（一點也不像我），確有一些女孩子喜歡他，不過，他在模仿書上的口氣，聲稱他的戀愛觀是「合則留，不合則去」，似乎是一種不要婚姻的「現代」理念。在那個時代，即使有女孩子喜歡他，誰敢按這種理念來作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狀況）。反過來，他的心氣又高，沒有幾個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獄為止，他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朋友（入獄時他不到20歲）。
一０一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躍進的1958年到吃不飽的1960年），當時他總千方百計跑回家（家在北大，到一０一中學騎車用不了20分鐘）。有一次晚自習時間他去看昆曲，在大會上受到通報批評。同時挨批的有一個高幹子弟孫經武，孫的父親是總後勤部的一位副部長，少將軍銜的長征幹部，於是，孤獨的他與孫相識並成為好友。我不太知道，孫的學養如何，但兩人人在「政治」上談得來，他們到底是新中國培養的學生，當時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賞蘇聯，喜歡蘇聯的電影、文學。那是60年大批蘇聯的時候，他們卻欣賞著蘇聯的修正主義，特別是當時挨批的小說，如《一個人的遭遇》等等。孫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要偷越國境去蘇聯，於是一個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個十六七歲，平時嬌生慣養的少年，出去不到一週，尚未到邊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糧票也沒有了，就回來了。
這件事，揭露出來，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訴了張鶴慈，我二弟屬於知情不舉。也許孫是犯罪未遂，更因為是高幹子弟，具體的處分我不記得了，只知道其後果是，上大學時，孫去了一個兩年制的師專，我二弟到了北京師院數學系（現在是我的工作單位）。從上邊說，大概已算十分寬大了，但就我二弟來說，他自己覺得自己去了一個末流的學校（當時師院確實不算好大學，不過，學生水平要比現在好得多，因為許多人來此，只因為其出身不好），和我們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無可奈何。孫經武，當然更不肯去師專，他的父母把他送去當兵，兵種非常好，希望他走從軍、當軍官的這條路。當然也希望部隊能對他改造，不給家中惹事。
他們之間仍頻繁通信，其表現使部隊和師院都十分頭疼。這時又結識了高中同級不同班的郭世英。郭當時在外交學院，而並非人們所說：考上了北大哲學系（那時高幹子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蘇〔反修前〕，軍工院校，外交類院校，也有直接入伍當軍官的，然後才是北大、清華這類學校）。這個「小集團」就形成了，後來還有一些次要的人受牽連，但骨幹是他們三人，勞動教養的也是他們三人。
他們還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規，軍規，在家頂撞父母，是單位的另類、怪物。舉個例子，一次在32路公共汽車上，忽然天降大雨，他們就跳下車來，在雨中長嘯，讓雨把自己淋個透，發泄心中的一切塊壘，讓行人側目而視。
其後果是孫被部隊退了回來，我二弟以幾門功課不及格為由，被退了學，郭也不能再待在外交學院了。
當時，他們都不到20 歲，讀了許多書，對一切新奇的東西感興趣。那是1961-62年，相對比較寬鬆，除了公開出版的書籍外，還有許多解放前出版過的小說，記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等，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給我觸動最大。他們利用高幹子弟的特權，還能讀許多內部讀物，我也從中看了不少，如《麥田裡的守望者》、《向上爬》之類的小說，《椅子》之類先鋒派的劇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薩特、維特根斯坦的著作等。他們接觸的面很廣，已不再嚮往蘇聯了。我相信，就他們的年齡來說，有些東西並沒有看懂，但他們很認真地討論，還時常要與我辯論（那時我思想比較正統），二弟和我祖父也有了交談，祖父十分喜歡他，不過，年青人狂得很，他覺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經落伍了，當然他們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幾次和我談起，郭世英對他父親的劇本及報紙上的詩作的苛評。
郭世英由外交學院轉到北大，是他自己選擇的，沒經過任何考試，他和我二弟商量，我弟弟對北大比較熟悉，選了一些他們認為有學問的教授去一一拜訪，例如，西方經濟學家陳岱孫、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洪謙教授，最後，決定上哲學系。
這一段時間，孫經武準備考「北醫」，我二弟「閑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學已不可能），郭在北大唸書，幾乎天天來我家。母親發現他們現在在一起唸書、討論，安靜多了，儘管討論的是數理邏輯之類的東西，但卻讓家裡人放心不少。手抄本「Ｘ」刊物，應是這時的產物，我沒有看過。那時候，我也狂，看不上他們寫的東西，寧願去讀他們手頭弄來的書。「Ｘ」是數學上未知數的意思，表示「未知」，不過，後來定罪時，一定要說這是俄文字母（他們三個人都是學英文的，沒學過俄文），是赫魯曉夫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其實，那時候，他們已不怎麼看得上赫魯曉夫了，刊物中有詩，有文學、哲學、政治方面的評論，作者就是他們三個人（？），我二弟文才最好，他是主筆，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談得來。
就在這相對平靜的日子裡，他們被拘捕了，那是1963年的5月17日，到了9月份，罪名下來，共四條。我只記得前三條：1，組織反革命集團，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圖偷越國境。「企圖」出境，是因為他們僅僅是半開玩笑的議論過（他們的生活，無疑是上層的精英，可以看內部小說、電影，吃高級賓館、飯店），如各自從家中偷些什麼東西等等，因為有孫以前的事，這一條當然算。不過，最主要的是前兩條。據說，毛1964年講革命接班人問題，就與他們直接有關。兩個高幹子弟被一個反革命子弟腐蝕了。當然，不止他們，還有別人，也和他們接近（起碼，孫的父母，和於立群，當時都有這想法，儘管我父親為他們的事，多次給郭沫若寫信，請他想辦法）。
不過，處理還是「寬大」的。周總理親自過問，張鶴慈、孫經武各教養二年，郭世英是後來者，勞教一年。開初，張孫在一起，在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的一襪子（？）工廠，實在算不得什麼，但要求二人不許聯繫，不許說話。無奈，兩個人仍不知天高地厚，最終，二弟去了延慶磚瓦廠和刑事犯在一起，開始了真正的勞教生活，他老實了，給家中寫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報平安，一句話也不說。母親自然想知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親和打聽。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後引了一首辛稼軒的詞：「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如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當時看了，我心中十分難受。
三個人因表現不好分別延長一年勞教。兩年後（1965年5月），郭世英出來了，然後去農大唸書，慘死於文革，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1966年5月，彭真、羅瑞卿分別主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癱瘓，我二弟只好繼續勞改，不久，接到「暫不解除」的通知，一直「暫」到林彪垮臺後的1973年，教養了10年。其間，他從延慶到茶澱，又到邢臺，1973年解除教養後，仍不許離場，除了有每年12天的探親假和每月10多元的工資外，仍是勞改犯的待遇。1978年落實政策，對前三年的教養並未改正，因為是總理的決定，儘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說，這種事要放在現在什麼問題也沒有，只對後一段的教養給予平反。據說那是謝富治等人想用此事整總理（我卻以為是為了給謝再加一罪狀）。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願多想，只求公安部趕快把他的戶口弄回北京，離開那可怕的農場（當時政策多變，這也頗費了一番周折），畢竟勞改了15年了。
到京後，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說，我比那些共產黨員更擁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90年代出國，現在墨爾本定居（孫在日本）。出國前，他已結婚，妻子很好，比他小十三歲，有一個兒子今年上大學。1993年50歲時又有了一個女兒。他無一技之長（入獄時不足20，出來時已35歲)，在澳洲開了家洗衣店，買了一所房子，全為稻粱謀了，大概算是朱學勤所說「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吧！
不過，他還關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歡你的作品，曾和我說過，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簽名的書，但他自己卻什麼也不寫了。我總勸他寫，包括他的經歷（十年勞教，他和許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國，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勸我寫我家的一切。可惜我文筆太差。
收到你的信，我和他通了電話，他的詩、日記全沒有了（「日記」沒有了，是他不肯寫的主要原因）。他告訴我，Ｘ抄本和他的「日記」，應該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無法得到的，因為案子由周總理定，並沒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說文革時已全沒有了，你也沒辦法。他不抱任何希望。
1968年1月，祖父張東蓀、父親張宗炳被捕，不知去向，5年間多方打探，全無音信；以前我只聽說國民黨時，被捕的人「失佟薄？鑾易娓溉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