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秋水先生的文章中沒有涉及到兩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即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對海外學子帶來的影響和政府在一九八九發生天安門事件後，在處理海外留學生問題上的重大失誤帶來的後果。本文將僅注重於第一個話題展開討論。隨著改革開放，學習西方好的東西不容易，國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在學習如何積極鑽營，與政治權力掛鉤做起知識方面的國際，或歷史「倒爺」，使知識，學位，職稱迅速走向商品化，並產生高額利潤方面，卻是成績卓著，深具中國特色。以此起家的「著名博導」和「學界權威」，堂而皇之地成為了中國的學術正宗，盤根錯節地稱霸一方，形成了一個個的既得利益群體，使真正的學者和研究工作者面臨重重困難，備受打壓，使海外學子望而怯步，不得其門而入。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在最近舉行的校長論壇坦承，北大教師人事改革面臨的瓶頸在於觀念的轉變。許智宏說，北京大學的改革就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聘任制，打破過去「能上不能下，只進不能出」的弊端。但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認為，北大的改革沒有觸及既得利益群體。杜鋼建教授指出，北大的改革並沒有觸及到高校內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關鍵性的的問題，而是拿一部分「弱勢群體」開刀，保護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這對一個學校的學術創新能力只能帶來負面影響。他認為，如果學術研究帶有很強的功利色彩－為了評職稱而工作，學術研究必須去適應那些不得不量化的評審標準，甚至是為了評審標準而不得不去扭曲自己的研究成果，那麼這種成果的價值又有多大呢？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報》編輯曾軍博士，對青島社科院研究員楊曾憲作了一次《我們怎樣遏制「學術泡沫」》的訪談。楊先生指出，「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著譯著上尋出路，像國人編的西方哲學史、西方美學史，總數已大大超過西方本土；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販賣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幾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遊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遊戲程序早已僵化。」
圍繞著幾年前學術腐敗、學術規範問題的激烈爭論，使一批學術造假者被曝了光，大家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學術研究或者說學術論文寫作的基本規範等問題。楊先生認為，「真正危及學術生命且難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學術。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泡沫學術往往是打著學術旗號扼殺學術，打著學術規範幌子踐踏規範。泡沫學術在完成它的晉職獲獎彰顯名聲或其它非學術功能之後，很快就變成學術垃圾，既無益於學術，更無益於社會；泡沫學術本質上是反學術的。」他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許多泡沫學術，是學術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學術規範約束不了的。而且，由於其曾獲得很高學術獎項，其『帶頭人』，此前已是或其後更是著名博導、學界權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著、蔓延著，堂而皇之地成為學術正宗。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學術規範建設努力最終都將歸於無效，因為這種合規範的非學術，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學術！」
楊曾憲先生在這裡談到的只是在文科方面的一些情況。文科可以被認為是一些描述性學科的統稱。搞文科的可以仗著一支禿筆，引經據典，妙筆生花，自由發揮，是歷代科舉選拔制度的寵兒。由於近代的中國缺少了思想和主義，隨著改革開放，一些有權有勢，投機取巧的文人做起了「文化倒爺」，挾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來，一發不可收拾。而且，他們已經根深葉茂，坐大成了氣候，按照常規的改革和學術規範，還真把他們無可奈何。
在理科方面又是如何呢？形勢恐怕更不樂觀。本人是學習理科的，感觸自然要比對文科更深一些。理科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不入流的能工巧匠，屬於下九流的工匠一類。理科也被認為是一些由定性發展向定量，可以用數學邏輯準確表達的科學和技術的統稱。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孔孟之道擋不住西洋的軍艦和洋槍，洋炮，吃虧就在於制度上的腐朽和科學科技上的嚴重落後。正因為落後了就會挨打，就會亡國，痛定思痛，從清朝後期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興起了洋務運動，選派留學生赴西洋學習取經，主張科教興國，注重的正是理科，而不是文科。
在科學技術和知識方面，洋為中用，實行「拿來主義」，只要不侵犯註冊了的專利，無可非議。但是，如果在學術研究上抄襲別人的論文，剽竊人家的研究成果，還公開發表佔為己有，就不但是個職業道德問題，也是一種制度上腐敗和人格上的沉淪。進而，如果作為國內的學部委員，著名教授，學術權威，竟然習慣性地把剽竊來的研究成果，大言不慚地拿到重大國際會議上去宣讀，當著原作者的面作演講就更不可思議，喪盡國格，簡直厚顏無恥了。
出國的留學研究生有幸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增長見識，宣講自己的研究成果，弘揚中國的國威，為國增光，但是也很不幸地親眼目睹了以往深受自己尊敬的學術泰鬥，德高望重的權威教授在國際會議期間所表現出來的醜態和本來面目。面對這樣的情況，這些海外學子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與他們狼狽為奸，同流合污，回國後可以指望得到他們的大力提攜，輕易得到高職稱，成名，陞官，發財；要麼就不恥他們的行為，與他們分道揚鑣，任憑這些海外學子在學術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在回國內找工作時卻被有關的教育和研究單位軟性地拒之門外，反覆扣門而不得入，只得漂流在國外。
在這方面，很難找到確切的統計數據來證明，只能以實例舉證。有人曾經問到我，為什麼留戀，定居於國外，而不回國發展？我的內心充滿著苦澀和無奈，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很不幸，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本人就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國農業部USDA的研究中心所在地，內布拉斯加大學，召開的四年一屆本專業大型國際會議上遇到了上面所說到的困境。當時一起參加這個國際盛會的中國籍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共有十三位。我們在會議報到後，領到了會議論文集彙編，厚厚的四大本，加上一冊會議日程安排，並且瞭解到中國派出了一個由本專業頂尖的一批教授和學者組成的代表團，已經簽到。我們在當天晚上相約一起去中國代表團下榻的旅館，探望了我們仰慕已久，十分尊敬的教授和學者們。
誰知道，當我們回到會議安排的大學宿舍，靜下心來翻閱會議論文集彙編，看到中國代表團遞交的五篇論文時，那份吃驚，失望和生氣的心情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他們遞交，並打算在會議上宣讀的五篇論文，其中四篇是屬於BLUP理論研究性質的。任何一個在這個領域從事BLUP理論教學和研究的學者，一看就知道這四篇都是抄襲，不管是核心內容上的抄襲，還是整段，整篇的抄襲，白紙黑字，一目瞭然，根本無法遁形。連我這個當時剛到加拿大才９個月的訪問學者，起碼也系統地熟讀了代表本專業理論發展每一個環節的２００余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看到這四篇中國代表團遞交的論文，我滿頭霧水，冷汗直冒，簡直無法相信，因為我連原作者是誰都清清楚楚啊。
從晚上１０點到下半夜２點，我所在的宿舍門就被敲個不停。先是住在同一棟樓，一起來開會的加拿大同學來紛紛提醒，告知他們的發現，接下去是美國康奈爾，威斯康星等大學，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前來提醒，並告知原作者都已到會，希望能及時通知中國代表團，採取措施，不要弄出大的醜聞。反正已經無法入睡，我打算到樓下校區走走，吐出胸中的這口悶氣。結果在宿舍走廊我遇到了同樣無法入睡，住在同一棟樓的其他五位中國留學生，並輕而易舉地約齊了住在別棟樓的另外４位中國男留學生和３位中國女留學生。
這次採訪會議的記者來了不少，要防止在第二天的國際會議上出現重大醜聞，我們必須直接了當地向這些國內學術泰鬥，權威教授指出這些抄襲行為，勸阻他們在大會宣讀論文。雖然我們清楚知道，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這些頂尖的教授在國內的權勢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專業的學會，學報，雜誌，以及教師的晉升和評級推薦，研究經費調撥，科研課題審核，研究成果評審，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上，這是我們萬萬得罪不起的。如果這次與他們碰翻了，我們哪怕就是有了博士學位，在國外發表再多論文，回國也別想有出頭之日，但是我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我們十三人一起在中國代表團下榻的旅館外守過了夜。等他們一起床，我們就向他們說明瞭當前存在的實際問題，及其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在我們的一致要求下，代表團長不得不在分組會議開始前，主動宣布放棄了這四篇論文的講演，避免了一場國際醜聞。會議結束後回到加拿大自己所在的大學，向比自己早出國，參加過多次國際會議的不同專業其他院系中國研究生一打聽，我這才知道這只能怪自己少見多怪了。抄襲和剽竊別人的研究成果在國內的學術界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在國際會議上這樣的醜聞和衝突也屢見不鮮。
按照他們的經驗，如果不想同流合污，抱著私人目的去刻意巴結，搞好關係，為了避免彼此的尷尬，不要陷入敵對狀態，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最好在以後的國際會議中不要與國內派出到會的代表有任何接觸。至於出不出國際醜聞，則不是我們的責任，也不是我們控制得了的。這些「大人物」不在乎出醜，我們在乎又有什麼用？反正在國內報刊，甚至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是見不到這些醜聞的。每次都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會議上的講演，得到各國專家的一致好評，獲得如雷般的掌聲」的報導，因為這些人在國內有權有勢，稿件就是他們自己提供摹Ｔ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