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在胡溫因原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隱瞞疫情兼防治不力，採取果斷撤換措施，狠抓防治SARS，正取得初步成效之際，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卻在一次記者會上公開為張文康開脫責任，說他並不是因為隱瞞疫情而被免職，並責問記者，為什對向海內外媒體揭露北京SARS疫情實情的退休軍醫蔣彥永如此關心和感興趣。作為一個副部長能有如此膽量敢在一個公開會議上與決策高層唱反調，對舉世稱頌的抗SARS英雄不屑一顧，而對被撤職罷官的前部長情有獨鍾，實在令人吃驚和疑慮。聯繫到此後不久，軍委江主席由滬返京後又單獨召見張文康加以撫慰，內中隱情更值得推敲。
其二，上海周正毅非法超額貸款、行賄涉及的金融、房地產開發系統官員貪污受賄一案，一開始中央查辦的決心甚大，由中紀委、國安部、銀監會聯合調查，三管齊下，表示要一查到底，不管牽連到誰，只要有實據，絕不手軟，查到哪一級，就辦到哪一級。可是，當案件有可能涉及上海某副市長、人大副主任，甚至牽連更高層，將火燒上海幫時卻突然喊停。先是由中宣部下令，禁止大陸報刊刊載周案相關案情報導，以免引發社會恐慌和金融風暴，接著中共中央又對該案調查範圍定調，說要嚴格控制涉案官員的數量和層級，以免傷害上海的經濟發展和避免造成的政經動盪。果然，周案的查辦從此在媒體上偃旗息鼓，不再有後續的案情報導。
其三，胡溫新體制上臺後，在新聞改革上也吹進了一陣春風，提出了新聞報導要做到與實際、與群眾、與生活的「三貼近」，少報導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會議活動，多反映老百姓的心聲。可是當北京SARS疫情逐漸得到控制，進入緩解期以後，在新聞輿論上卻逐漸有緊縮之勢。6月初，「北京新報」因刊登嘲諷人大的文章而被查封，6月底，北京「財經」雜誌因刊登周正毅與劉金寶官商勾結一案內幕而被禁售並遭整頓。不久前，中央宣傳部又對十多家媒體因在報導SARS、361號潛艇事故、周正毅官商勾結案等「敏感問題」上違反新聞紀律，進行了點名批評。似乎新聞宣傳園地剛張臂迎接春天，忽然又逢嚴冬降臨，報刊言論又有收緊趨勢。
國際輿論也認為中國大陸在控制網路言論方面也十分嚴厲，先後已有30多人因涉及在網上議政而遭逮捕關禁。在文藝領域方面，電視劇「走向共和」剛在中央台上檔時，頗獲好評，曾掀起收視熱潮，但不久即遭停映。原因是劇集歪曲歷史，美化罪人，又藉古諷今，令北京高層認為意有所指。
其四，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只是拾起江的「三個代表」的思想大旗，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僅是輕輕一筆帶過。外界評論胡的講話，既未觸及政治內容，也沒有個人理論新意，是一個避實就虛、避重就輕的講話，表現了對江的讓步和屈服，因而大感失望。就此四端即已使人感到中國大陸政壇好不容易才見譜出新曲，怎又聽聞到了舊調，不免使人疑慮。
第四代新領導試圖努力擺脫舊核心的「太上皇」陰影，獨立進行施政決策，但是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被剝奪了對軍隊的領導權，而作為國務院的總理，又沒有充分表達自己意願的組閣權，這難道是正常的嗎？胡溫對未能獨立自主，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能力、才智和理念，必然會有所反彈，而江主席卻又不甘心完全放手讓出自己苦心經營13年的政治資源，仍然痴迷於當年眾星拱月、至高無上的風光，沉醉於今日垂簾聽政、幕後操縱的威權。這樣，聽政與反聽政，控制與事自主，就必然會形成衝突。看似無波平穩的水面，底下卻浪流翻動激盪著，其勢憂矣！
在此詭譎形勢之下，胡溫體制能否繼續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施行新政，還是按兵不動、退回原地甚或走回頭路？有人甚至擔心，在舊核心咄咄逼人、步步緊壓下，「百日新政」是否會像百年以前的「百日維新」一樣短命？
原載（世界日報），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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