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那天，陪友人路過天安門廣場，因為布萊爾先生來訪，把整個天安門廣場全部封閉，從前門沿天安門西路去長安街，走到人民大會堂南側的馬路邊，突然衝出來一警察，用極其威嚴的、不容置疑的口氣呵斥到「不許往前走，沒看到標誌嗎！」，細看才知，剛才還空著的地面，一眨眼在小樹之間拉上了警察標誌的布帶，朋友急了，結結巴巴地問「要去長安街怎麼辦？」，那警察不耐煩地一揮手，「繞著走」，估計一下地形，只能從人民大會堂南側再到西側，朋友時間有限，急急忙忙，滿頭大汗走到人民大會堂西側，見到前面有幾位行人正沿著馬路邊行走，就跟了過去，誰知又閃出來一警察，年輕的孩子氣的臉已經嚴肅得有些扭曲，又呵斥道「走那邊」，我們都糊塗了，轉了半天，還要「那邊」，又沒有任何標記禁止通行，憑什麼一警察站出來就驅趕，朋友不服氣，按直線多走了幾步，那警察覺得威嚴被挑戰了，聲音提高了八度，警告之聲「你再走試試」，看著足有1米9以上的壯實的全副武裝的警察，只好作罷，再尋它途。
其二，朋友要看天安門升旗，3點多鐘就爬起來，趕到天安門正好4點，誰知被鐵欄杆圍得嚴嚴實實的天安門廣場，只在東西兩側各留了一個不足十米的口，還不准進入，一排武警把大批人群隔在馬路對面，還不停地吆喝，就像吆喝一群羊。4點30分一到，武警一閃開，數千人撒腿就狂奔，連鐵欄杆都被掀倒了，如果有一個小孩老人不小心跌倒，後果不堪設想。跑得氣喘吁吁，看著偌大的廣場，大家還以為可以一飽升旗的場面，誰知還有近500米遠，一道大繩，一排武警把大家攔住，到此為止，人們裡三層外三層，擁擠不堪，不時爆發爭吵，可憐跑不快的孩子和老人，只能在後面看別人的後腦杓，前面的武警還不時呵斥。具備強烈對比的是，在離旗桿5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群特殊的隊伍，頗自得地站在那裡。升旗時刻，大家伸長了脖子，也沒有看清楚負責升旗的武警戰士的胖瘦，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當國歌聲響起，蹲在地上，方便後麵人看的人們自覺地起立向國旗行禮時，竟被武警大聲喝止「不准起來」。
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啦，按理，通過天安門廣場也好，看升旗也罷，大都是全國各地來的普通百姓，都是懷著對首都，對天安門廣場，對升國旗的感情，懷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自豪感和主人感，來北京旅遊、消費的，北京怎麼可以用這種管理方法對待他們。
第一，歡迎布萊爾先生的儀式是在人民大會堂東側廣場，與天安門廣場隔著一條馬路，人群在紀念碑前方活動，以天安門廣場之大，根本不會有什麼影響，至於人民大會堂西側，隔著巍峨的大會堂建築群，幾個行人更不會有絲毫「威脅」，為什麼非要如臨大敵地把人們趕得干乾淨淨。
第二，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按媒體的說法，是進行國家意識，愛國主義思想培養的場合，把人民群眾隔在幾百米之外，模模糊糊地「感受」了威武的武警隊伍，看著因為距離太遠而「變矮」了的旗桿，還體驗了半天等待和擁擠，還有武警們大聲的吆喝，那份莊嚴和自豪頓時大打折扣。
我認為，這是某些管理者心目中，對進行重要場所進行有效管理的目的本末倒置的現實反映，我們進行管理的目的是什麼，是保證社會的穩定祥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愉快安寧，而某些管理者卻把管理的目的專注在如何方便管理當局，然而，最方便的當然莫過於管理空無一人的馬路、管理空無一人的廣場，說句「大話」，這是有違於我們黨、人民警察、人民武警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宗旨的。
第一，外國友人看到廣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友好的笑臉，隨意的走動，有什麼不好，況且隔了這麼遠，有大批忠於職守的警察、便衣、武警，最重要的是富正義感的，愛國、愛安定的人民群眾，我們怕什麼？
第二，人民警察警員和人民武警戰士長期、經常地呵斥、吆喝那些應該是他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的，本來樂呵呵的各地來的百姓，一是必然滋生一種可以「管人」的優越感，逐漸地淡漠掉警察隊伍和武警隊伍的人民感。
第三，人民群眾在首都受到這樣的「待遇」多了，對國家，對警察，對武警不免產生隔膜感，進而對社會，對公眾事務，公共道德產生冷漠感，認為什麼都不干自己的事，「我算什麼呀」。
第四，給人以缺乏自信心的感覺，核心是不相信群眾，不敢於把人民群眾置於社會管理的主體位置。只依賴少數專業隊伍，放棄了走群眾路線的傳統。
記得66年時，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從電影記錄片上看到，場面可以用狂熱，甚至混亂來形容，而維持秩序的解放軍戰士手裡，只是一本《毛主席語錄》而已，毛主席照樣乘車在人群中穿行，為什麼，因為在毛主席心裏，認為在人民群眾當中，他是安全的。
今天，文明進步，朗朗乾坤，北京能不能用比大量的、無處不在的鐵欄杆和警察、武警更好的，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法，來代替生硬的，冷淡的管理，善待全國各地來的人民。
世紀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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