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狀態:
中國的新領導層處於某種共存狀態。
1) 結構:
在中國新領導層中存在著開明派與保守派,上一代領導人與新一代領導人的權力制衡與利益分割,使這個領導層呈現出"雙頭結構"。
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是兩個人:胡錦濤和江澤民。這在某種程度上再現了鄧小平時代的政治結構。區別在於:新的領導層中沒有胡耀邦總書記或趙紫陽總書記那樣的鮮明的改革者;同時,前總書記江澤民的政治威望和權力基礎也不像鄧小平那樣穩固。從這個意義上講,雙方都處於弱勢。
最高層的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2人(胡錦濤,溫家寶)是開明派,2人(李長春,吳官正)是中間派,4人(曾慶紅,吳邦國,賈慶林,黃菊)具有前總書記江澤民的保守色彩,1人(羅干)具有前總理李鵬的保守色彩。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開明派掌握著兩個最重要的職務:總書記和總理。因此,雖然開明派的人數較少,在權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對人數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層同樣有力地制衡著開明派。曾慶紅作為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是僅次於胡錦濤的黨務工作的日常負責人;同時曾慶紅又是唯一的國家副主席,這就使江澤民的這位主要支持者,能夠從黨和政府兩個方面制衡胡錦濤。吳邦國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賈慶林作為全國政協主席,又從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諮詢機構兩方面制衡著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而黃菊作為常務副總理,在國務院直接牽制著總理溫家寶。最後,羅干作為分管公安、國家安全、法院、檢察院和監獄的政治局常務委員,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視。
在次最高層(政治局和書記處),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員和候補委員,開明派僅1人(王兆國),中間派5人(吳儀,回良玉,張立昌,俞正聲,王剛),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周永康,賀國強,劉雲山,劉淇,陳良宇,張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整個政治局的24名成員，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書記處的7名成員,沒有開明派,中間派2人(王剛,何勇),保守派5人(曾慶紅,周永康,賀國強,劉雲山,徐才厚),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從某種意義上講,書記處成為了保守派的政治領地,這會對中國新領導層發生明顯的消極影響。
次最高層的3個重要職務帶有江澤民--曾慶紅保守派別的色彩:賀國強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劉雲山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就使任用高級官員,警察和意識形態這3個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支柱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這也削弱了胡錦濤作為總書記的政治權力。
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支柱是軍隊。在次最高層有3位職業軍人(政治局委員郭伯雄,曹剛川和書記處書記徐才厚)。他們代表著軍隊在新領導層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響,並且是江澤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領導層的第三級(國務院),開明派僅1人(溫家寶);4名副總理中2人(吳儀,回良玉)是中間派,2人(黃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國務委員(周永康,曹剛川,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全部是保守派;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這就使政治權力不很大的溫家寶總理進一步受到制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名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相對獨立於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這就使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能夠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江澤民的政治影響力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他在領導層中擁有超過半數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國新領導層的"雙頭結構"實現了開明派與保守派,上一代領導人和新一代領導人的力量平衡。在這種平衡的結構中,任何大步前進的改革主張都不會被保守派通過;同樣,任何過份的保守做法也會受到開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層的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清一色地出身於工程師,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共產主義的擁護者和受益者,他們在中國長達25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沒有突出的表現,他們在本質上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的產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謹的技術官僚,派別之爭的繼承人。
1989年中國發生了"6.4天安門事件"和1991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後,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基本的政治方針,就是努力防止中國的領導層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許進入領導層的人,首要的標準是必須忠誠於一黨專制。中國新領導層的所有成員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偏離這個首要標準。
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共產主義孤島"。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住一黨執政地位。為此他們需要壓制國內的民主要求並抗衡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中國的上一代領導人和新一代領導人在這個基點上具有共同的政黨利益,政權利益和個人政治利益。
中國新領導層中相對開明的一派和相對保守的一派之間並不存在重大的尖銳的政治對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開明派為了消除共產主義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為了保住個人職位,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某些改革措施;雙方從而保持共存。
2、建議:
中國新領導層的"雙頭結構"將會持續5年,共同保衛"共產主義孤島"的利益背景將長期發生作用。所以,美國的對華政策既不應該建立在中國的新領導層大幅度改變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假設上,也不應該建立在中國新領導層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出現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需要著眼於培育中國內部的改革壓力和加大中國外部的戰略壓力,以便促使中國逐漸走向民主並逐步實行靠攏自由世界的對外方針。
1) 政治改革是中國轉型的關鍵,也是對中國新領導層的最大檢驗。
民主國家應該鼓勵中國的新領導層啟動政治改革。
民主國家的對華人權政策應該同中國的政治改革相聯繫。
要求中國盡快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國際社會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促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一個合適的入口。
如果中國在國際呼籲下批准了該公約,國際社會就可以進一步要求中國執行該公約。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將十分不樂意執行該公約。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形式上承擔了執行該公約的國際義務,中國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據這一國際義務合法地向中國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體要求,民主國家也可以依據這一義務合法地支持中國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圍繞批准和執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展開的國內交鋒和國際交鋒,有可能真正打開中國政治改革的大門。
胡錦濤在2003年7月1日並沒有像一些西方人和中國人預測的那樣提出政治改革設想,這突出地表明瞭中國新領導層在迴避政治改革上達成了一致。中國的新領導層最終仍將拒絕兩個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國政權的各個層次進行人大代表(議員)和行政首長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選舉;承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地位。但是沒有這兩項根本改革,中國不會形成實質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國家在鼓勵中國新領導層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需要將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焦點集中在敦促自由選舉和支持政治反對派這兩個根本方面。
2)徹底解決北朝鮮問題有助於為中國的制度轉型和戰略轉變創造條件。
北朝鮮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中國的一黨專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鮮龐大的軍事力量是中國抗衡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前沿。中國和北朝鮮在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國現在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延續北朝鮮的共產黨政權,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鮮的核冒險。中國力圖將美國及其盟國拖進一場曠日持久的同北朝鮮的外交談判,從而幫助北朝鮮爭取更多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和時間。中國和北朝鮮的最終目的,是利用冗長的談判過程使北朝鮮成為事實上的核國家,並迫使民主國家承認北朝鮮是核俱樂部成員。如果北朝鮮成為了合法的核國家,將使東亞的戰略平衡發生有利於中國和北朝鮮的重大變化,這對一切極權國家是一個支援,對所有流氓國家是一種鼓勵,對國際恐怖主義是一個喜訊。這是現實的危險前景。
運用外交手段解決北朝鮮核危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採用經濟制裁迫使北朝鮮放棄核開發也難於奏效。因為極權國家可以無視外交義務,北朝鮮在核問題上多次違反先前的外交協議預示了今後的外交協議的暗淡命運。極權國家對經濟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對伊拉克長達13年的經濟制裁併沒有導致健康局面的出現也預示了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的無效結果。況且,幾乎可以肯定,作為北朝鮮最大援助者的中國不會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經濟制裁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不是決定性的。美國及其盟國還需要採取決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鮮的核活動,絕不允許北朝鮮成為事實上的核國家。
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核開發的同時應該相應地推動北朝鮮的政權更換。不改變北朝鮮的極權政權,它的核企圖和軍事威脅就不會徹底消失。
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是:中國的新領導層會不會為了挽救北朝鮮的核計畫和共產黨政權提供軍事支持?
冷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已經在國際體系中取得了絕對優勢。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都向世界說明瞭挑戰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力量是無益的。中國的新領導層最重視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權。沒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國的新領導層發動類似於半個世紀前的"抗美援朝",因為他們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敗。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鮮的核開發並改變了北朝鮮政權,至少會在下述方面對中國產生積極影響:
• 更明確地向中國新領導層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 進一步鼓舞中國的民主力量;
• 緩解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和軍事壓力;
• 削弱共產主義在東亞的戰略地位。
3) 徹底解決伊朗問題有助於改變中國的戰略態勢。
中國和俄羅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擔憂的二重奏:俄羅斯向伊朗提供核技術,中國則向伊侍峁┑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