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發現，大概從99年開始的大學高收費的效應已經初步顯現出來，其結果不只是帶來片面的社會問題，而是帶來了整一代大學生階層結構的變化，甚至可以說，影響到未來30年間中國中堅力量的構成，影響了國家和社會的走向。
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現在大學生中城鎮生的比例越來越大，中國現在的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30%，三成左右，四五年前--在大學高收費之前，學生中基本農村學生佔了一大半，--本來應該是七成，但由於城鎮子女少、教育資源佔有多，所以農村生的比例大概佔五六成，由於農村尤其是貧困學生相對更為勤奮，所以在名牌頂尖學校中，農村生源的比例更大。
而現在不同了，根據我的調查和感受，現在學生中城鎮生源居多，已經佔到大半以上，有些地方佔到七八成，和國家總體人口結構恰恰相反。
筆者認為，這顯然和高收費的市場調節能力密切相關，由於高收費，使更多的農村學生上不了大學或上不了名牌大學，大學生的階層結構正在慢慢起深刻變化：
1、考上的農村生放棄上學，雖然教育部承諾不讓一個貧困生失學，但事實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教育部根本無權指揮財政部和銀行系統，貸款並不容易，政策難以落實。放棄上學的農村生不在少數。
2、考前的學生放棄報考，很多貧困生選擇報考師範、軍校、較偏僻和一般的學校，目前基本情況是名牌大學收費最高，在5000-1萬之間，師範略低，軍校免費，偏僻的學校學費和生活費也低。很多優秀貧困生為了不增加家庭負擔，忍痛報考軍校。這種情況和美國類似，在美國從軍的很多是家庭貧困上不起大學的。
3、農村生平時學習喪失動力。由於學費高昂，考上大學已經不是喜事，所以很多農村學生不像以前勤奮拚搏，拼了也於事無補。即使熬完了幾年大學，能不能找到工作也是難題。
可見這種高收費的市場效應就是使大學生的階層結構迅速起變化。農村生減少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
農村生多來自貧困地區，能夠同情貧窮，至少是理解貧窮。而且無庸諱言，農村生的刻苦程度，吃苦耐勞的品質，孝順父母，熱愛國家的程度，似乎比城市生略高。一般而言，他們更有打抱不平，為家國天下，為弱者群體呼籲的衝動。這些都是根據我的印象的不嚴謹概括。
而城鎮生，更多是獨生子，生於1980年代，嬌生慣養居多，對貧窮缺乏理解，集體感和社會責任感都較差，對待父母孝順不夠。在他們的成長中沒有經受過生活和困難的精神洗禮，貧乏的精神生活使他們接受了更多的沉渣泛起的思想資源，如哈韓哈日哈西方，如把革命當成前衛和時髦（實際生活裡又根本不理解弱勢群體），比90中期以前的學生更現實和注重個人利益。對此的反思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非典時期的"80年代批判"，這個批判在聯合早報的論壇都進行如火如荼。本文無意爭論細節和對錯，也無意妖魔化城鎮學生，只說總體判斷。
我以前撰文認為，高收費遏制了中國社會正常的社會分層流動，並指這是極其危險的，這種危險不只來自下層的不滿、社會的不穩定，更嚴重和深刻的是，一個穩定流暢的社會分層流動機制，不只能緩和社會矛盾，而且能夠使民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豐盈的造血功能，因此廣大下層的人能通過高考（或科舉）參與到社會精英層中來，這無疑能促進社會進步，煥發社會的活力，也使社會各階層利益能得到充分交流和體現。
而高收費，是國家為了"刺激內需"的蠅頭小利，卻扼殺了社會分層的流動，扼殺了窮人的動力和夢想，改變了未來社會的階層結構，加速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加速社會的兩極分化，加速社會矛盾的惡化，改變了社會權力精英的結構，進一步漠視了弱者的利益和出路，阻塞社會活力的煥發，阻塞社會血液的更新，阻塞社會階層利益的溝通和理解，阻塞中華民族未來創新力再造的可能，使中國重新陷入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專制的國家，陷入幾千年來中國社會變動分裂的惡性循環。民族的復興遙遙無期，深為國家所不取。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