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時的國內環境
「九一八」開始的戰爭，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沒有統一的政權，二是沒有統一指揮的軍隊，三是沒有統一的財政。至於軍隊裝備的懸殊對比和兩個國家工業基礎的極大差距，就更不在話下了。
第一、政治、軍事、經濟概況
「九一八」前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三個政權，每一個政權都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和財政，每一個政權都以對方為必須消滅的敵人。
第一個分裂政權是三十年代初「廣東國民政府」的短暫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在南京被扣，另兩位元老居正和謝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緝，從而導致國民黨內訌又起。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王寵惠等辭職，鐵道部長孫科也離開南京赴廣東，國民黨元老、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在4月30日發出通電，彈劾蔣介石，陳濟棠等廣東將領也發出通電支持彈劾，北伐成功之後再爆內戰的始作俑者、廣西實力派軍人李宗仁頓時加入其中。於是，5月27日，以汪兆銘、鄧澤如、鄒魯、孫科、李文範為常委的國民黨中央非常會議，遂成立於廣州；以唐紹儀、汪兆銘、孫科、古應芬、鄒魯為常務委員的廣東國民政府也隨之成立；一個意圖與南京對峙的國民黨政權在南方出現。它僅發生在「九一八」之前數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變發生，已經在湖南對立的兩方軍隊立即言和，胡漢民等隨即獲得自由，和平會議馬上在上海召開，分立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也隨之消失。
1985年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評論那時候的形勢說：「北伐後成立的國民政府，宣傳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不過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戰及國共的武裝衝突都是對中央政權的直接挑戰。即使不在戰爭狀態下，國民政府也必須容忍內地的割據。軍閥中勢力大者，如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龍雲、盛世才等人，佔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軍人也分別盤踞州郡。因此，國民政府的權力基礎其實只是沿海城市的中國，對南方的粵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區尚且鞭長莫及，這南北二地的地方勢力還分食杯羹，不讓國民政府專有其資源。」（注1）
第二個分立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的江西「蘇維埃政權」。這發生在「九一八」之後。
從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經費、組織到政治路線，都完全按照第三國際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國際是直接受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的，蘇共則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而發出指令的。俄國從彼得大帝起就擴張了幾百年，二十世紀的擴張，只是改換了一個「共產革命的名義」而已。
「九一八」事件剛剛發生，第三國際就作出決議，題目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質是：「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爭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該決議明白宣稱「九一八」事件是對中共的一個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滿洲事變對於中國事變發展的前途將給予決定的影響……給蘇維埃運動與紅軍的鬥爭以極大的順利，造成全國革命危機先決條件進一步成熟，這事變給予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新的重大的打擊。」因此，這個決議對中共規定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的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注2）這是在命令中共要於國難當頭之時，利用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去引導他們推翻國民政府，變「抗日」為「革命」。
按照這個指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才一個多月時，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澤東擔任主席，由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由朱德為中央軍委主席，並且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機構。一個「認俄作父」的國中之國篡立起來了。
中共為什麼要在這時候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無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來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於危亡時刻，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去抵擋日本侵略者。可以想像的是，這個有國際背景的「俄式武裝中國」的成立，會給執政者以怎樣的影響和壓力。
就在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當天紅三軍團攻陷會昌，次月，鄂豫皖紅軍佔領湖北黃安，各路紅軍紛紛出動，攻陷了十餘座城市，只是圍攻贛州不淂。
國民政府不得不兩面作戰
對於轟轟烈烈的「一二八」抗戰，中共發出號召，要求推翻國民政府。以下原文抄錄《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八條每條的第一句，以顯示其要：
「一、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上海！」「二、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三、民眾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四、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五、革命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六、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七、總同盟罷工與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壓迫一切革命運動！」「八、反對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維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顯示，中國共產黨對內的武裝鬥爭在「九一八」以後更加強了，因為國軍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關於軍事情況
早在1927年剛剛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時，總司令蔣介石就把另外三個軍隊勢力人物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任命為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並請他們在國民黨內擔任有地方黨務權利的政治分會主席。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之後，這四大巨頭之外，又加上了在東北統領數十萬大軍的昔日奉軍頭目張學良，還有廣東陳濟棠、雲南唐繼堯、四川劉湘等地方軍閥。國家統一隻是表面現象，軍隊並沒有真正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
隨著北伐成功，縮小全國龐大的軍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1929年1月1日開始的編遣會議以失敗告終，埋下了全國大規模內戰的導火線。雖然中原大戰結束，有利於中央的統一，但是勢力人物統治地方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國民政府軍隊的實際控治範圍仍在江南一帶，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各個省的勢力人物才逐步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但是，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的中共紅軍，卻於國難當頭之下，不斷襲擊國民政府軍隊，不曾向日本軍隊發射過一槍一彈。其時，紅軍有三股重要部分，即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為首的紅四方面軍，控制著鄂豫皖蘇區，號稱八萬人；以賀龍、鄧中夏為首的紅二軍團，大約有三萬人；江西的中央蘇區，包括一軍團和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加上地方軍共約四萬多人。由於中國無休止的長期戰亂，使得農村普遍缺乏糧食，接近崩潰的環境，這就給善於打家劫舍的中共紅軍以存在發展的方便條件。這對於必須抗日的國民政府來說，自然是心腹大患。
軍隊的嚴重情況，是在熱河失守以後。胡適曾著文披露道：「軍隊完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3月5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我國守熱河之軍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消遙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隊一無聯絡，高射炮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事所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幾為烏合』。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評語。……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我起先還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的負責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不勝詫異。」（注4）
關於財政狀況
關於戰爭和金錢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位有名的德國將軍說過：「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可是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以通常的國家所必須的財政標準來衡量，國民政府幾乎無財政可言。
從滿清王朝崩潰到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前，可以說，中國財政情況之糟糕超乎想像。一、全國有幾個政治中心，各自收稅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統治當然不能真正達到全國各地，各地沒有資金上繳，就談不上有實際意義的財政預算和支出，1920年以後北洋政府就沒有財政預算，那一年的總收入是四億九千萬圓，支出超過六百萬圓。二、主要收入來自海關。但是從1854年開始，英國人就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而且海關的收入，從庚子賠款起，都用來付外債，直接從海關轉付。另外一項重要收入是鹽稅，沿海由英國人控制，內地的大量鹽稅被地方當權者控制，成為地方軍閥的財源。沒有關稅和鹽稅，北洋各屆政府的財政來源，只能依靠借外債，今天看起來，有點荒唐。三、沒有國家級的中央銀行，主要的銀行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甚至也沒有中國自己獨立流通的貨幣。所以說，幾乎沒有財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後，西方列強被迫同意中國的關稅自主，美國在這年的7月25日與中國簽定關稅協議，這對中國，意義非同尋常：中國竟然在1931年有三億八千五百萬的收入。這一年，雖然還不能統一鹽稅，但是規定各個鹽務區必須匯寄一定的款項給中央政府，同時也開始徵收菸草稅。國家的中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