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濤帶回國的，是南京大學知名學者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是一部關於中共早期歷史的嚴謹學術著作，作者憑此書取得南京大學博士學位及教席，在內地和海外均獲好評，而且該書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發行，北京首都機場海關卻以走私境外違禁刊物為由沒收了。
朱元濤不服「走私」指控，到法院興訟，海關指《紅太陽》一書「否定毛澤東思想」，政治上有害，應該查禁。朱元濤反指審查人員既非依據公開的違禁刊物名錄查檢，亦沒有足夠依據對該部學術著作全盤否定，更無法證明他有「走私違禁刊物」 的主觀意圖(因為根本不可 能知道該刊物違禁)。朱元濤一審敗訴，但北京高級法院本月初推翻原判，直指原判事實不清，並指海關違背了「行為有據」的原則。這宗「禁書」判決為現代中國司法史寫下光輝一頁。
朱元濤和王健民挑戰海關隨意查禁境外書刊，不單是為了警誠執法部門要執法有據，同時也是要捍衛內地人民的知情權。當然，每個社會對出版自由都可能有一些法律規限，例如香港就有禁止散播淫褻刊物的法例，但如何界定違禁刊物必須有一套客觀準則，以及公開公平的程序，讓本地和境外人士清楚知道。
踏入21世紀，中國不再是封關鎖國的落後地區，國民大批大批出國讀書、旅行、經商，就算不出外，透過進口刊物和網際網路，也接觸到大量的國際資訊，封鎖政治、經濟和文化資訊已經沒有必要，現實上亦不太可行。其次，內地政府已經控制了所有報紙、電臺和電視臺，每天大量宣傳官方資訊和觀點，為何仍要懼怕讓人民接觸到境外的不同意見，連一部書、幾本雜誌也不放過？更教人擲筆叁嘆的是，連美國前總統夫人希拉里的自傳也要審查刪剪。這些貽笑國際的做法，暴露了主其事的人對國家當前的大好形勢嚴重缺乏信心。
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只靠多建幾幢高樓大廈，或者多搞幾個工廠，物質建設雖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思想的現代化。今天北京和上海，表面看已超過香港，但論法治制度和開放社會，卻遠遜香港。如今大家只能寄望禁書官司能夠促使當局反省，打開國民思想現代化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