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開篇就寫道：「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當年讀太史公的如此記載，對李斯之從腐鼠生活中悟出處世之道，免不了鄙視，正如對韓信甘受「胯下之辱」而終成大業的鄙視一樣。李斯的人生哲學，很有些阿Q相，只要練就一種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的本領，無論處境多麼齷齪，也能活得怡然自得。他靠如此處世，在官場中爬到了丞相的高位，但最終仍然死於官場陰謀。
秦王嬴政聽說李斯的老師韓非是德才兼備之人，便想約見韓非請教稱霸大業。韓非的上書也確實贏得了親王之心。正在盡力向上爬的李斯很嫉妒韓非，於是向秦王進讒言說：韓非乃韓國一公子，無論多有德才，最終還是要為韓國著想。大王你想吞併諸國，留著韓非這樣的人肯定是禍害，還不如依法除掉他。嬴政聽從了李斯的讒言，把韓非交由司法官吏治罪。李斯便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盡快自殺。韓非想親自向嬴政陳冤，卻在李斯的封鎖下無法見到秦王。後來等秦王后悔了，想赦免韓非之時，韓非已經死了。
後來嬴政成就了霸業，丞相李斯上書秦始皇，出了「焚書坑儒」的陰招，製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字獄，也開了言禁的先例。
但到了秦二世，郎中令趙高屢屢向秦二世進讒言陷害李斯，在二人爭寵於秦二世的過程中，李斯最終沒有鬥過趙高，連同他兒子李由一起，皆被秦二世下獄。在審訊過程中，二人受盡了輪番的審問轟炸和刑訊逼供的折磨，最後被處以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在咸陽街市上腰斬示眾，李斯家的三族全被誅殺。之後，趙高取代李斯出任秦國丞相，政事一決於趙高。
李斯的為官之道及其下場，不能不讓我聯想到劉少奇。
文革中，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屍骨無存，凸現了毛澤東的殘暴冷血和無法無天，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的死並不比文革時期的其他冤魂更悲慘，而且，劉在延安整風時期和1949年之後，也積極參與了毛澤東對黨內政敵的整肅。
縱觀劉少奇的政治作為，對迫害他的極權者及其制度來說，可謂功莫大焉。他的權力生涯的轉折點是在延安整風時期：劉少奇因在整肅王明和周恩來中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製造毛澤東崇拜和毛澤東思想獨尊上的頭功，不僅使毛澤東在與王明的黨爭中佔盡優勢，而且劉少奇本人也得到了巨大的個人權力。正因為他在瓦解反毛勢力上的貢獻，特別是他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為中共的獨尊指導思想，才使毛澤東將他提拔為黨內二號人物，取代了比他資格老的周恩來和朱德。劉少奇所著的最有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對黨員修養的要求，是一種泯滅個人的尊嚴、人格、思想和權利的絕對馴順，一種黨員對組織、追隨者對領袖的工具式愚忠。
1949年以後，劉少奇在整肅「高饒反黨集團」、「反右」、「彭德懷反黨軍事俱樂部」的運動中，無一不站在極權者毛澤東的一邊，對無故受害者落井下石。文革之初，遵毛澤東之托處理文革的劉少奇，曾是何等威風：他一聲令下，便由其妻王光美挑頭，從1966年6月5日開始，僅僅半個月，北京所有的文教單位都有工作組進駐，全國各地的行動也同步進行。事實上，一場殘酷迫害青年學生的運動已經開始。如果不是毛澤東對劉少奇設下的陰謀陷阱，而是讓劉少奇的工作組放手處理文革事務，就將是又一次「反右運動」，許多年輕人，特別是大中學生將被宣判政治上的死刑。最終，毛澤東早已策劃的陰謀變成陽謀，全國性的批劉運動迅速展開。為了致劉少奇於死地，毛澤東授意成立了中央級的劉少奇專案組，將早有歷史定論的老帳重新翻出作為倒劉罪證，於是，劉被扣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罪名，在受盡屈辱折磨之後，死於毛澤東的殘酷陰謀之中，屍骨無存。
李斯和劉少奇，二人雖然在時間上相距二千多年，但其政治生涯的軌跡和最終的悲慘命運，卻具有基本相同的性質。李斯輔佐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獨裁體制，劉少奇幫助毛澤東建立中共極權體制，二人可謂有大功之臣；二人也是在官場上玩陰謀的老手，靠獻媚於極權者和落井下石，而爬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但最終的結局，同樣慘死於極權者的猜忌和宮廷弄臣的陰謀。
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從李斯到劉少奇，兩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居然沒有絲毫進步。
1998年12月於大連教養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批評家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