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尾聲時，出現了四種回憶蔣夫人的方式。首先是來自西方極盡誇張之能的小說式述說。這類以銷售額為考量的著作，受到歷史時空轉變的影響，必須滿足目前市場的口味，故把宋美齡及其家族，描繪成無孔不入，至今尚且死而不僵的惡勢力，以幫忙填補人們在後冷戰時期，亟須一個可以操弄的對象而不可得的空虛。的確，勾勒華人生活陰暗面的電影與小說，充斥著二十世紀最後幾年，關於宋氏家族的想像，提供西方讀者所需要的對中國的懷疑。另一方面，這類小說也不吝以煽情的手法，在字裡行間以筆代手地愛撫發人遐想的身段，透過宋美齡對中國進行騷擾。陰暗與女性再度被聯想在一起，而中國總是無法省略的背景。 (博訊boxun.com)
其次，也有若干中國作家仿效類似西方的窺視寫作風格，上演宋美齡和蔣委員長邂逅的戲碼。同時，他們絕對不會忘記，成功的寫作不能牴觸大陸社會上所傳說的：宋氏三姊妹，一個愛錢、一個愛國、一個愛權。誘惑的本能與權力的慾望是一體的兩面，代表墮落，完全符合中共所鍾情的刻劃方式。值得反思的是，照說令人痛恨，也是希望人們不齒於主角的這段故事，應該為觀眾不忍卒睹，不堪回首才是，怎麼可能如此細細道來還頗為吸引讀者？同樣地，尊崇蔣宋領導的臺灣老兵，為何邊罵劇情荒誕又非看不可？難道兩岸中國人都喜歡自虐？非也。這代表對當前社會無言的抗議：在大陸，是對後社會主義物化潮流的臣服；在臺灣，是對本土化潮流的猶疑。藉著劇情虛構與影像重現，竊竊前一朝代的種種，發泄那股缺乏適當語言可以表達的對現實的牴觸情緒。
再其次，較嚴肅的學術作品雖已零星出現，但由於有其政治敏感性，涉及中共官方的史觀，因此其間審視角度只能復誦階級立場，則宋美齡當然是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就連她前往美國爭取對抗日的支持時，大陸學者猶揹負馬克思的十字架，硬要說其實那只是為了鞏固蔣家政權，本質上必須歸諸是一種階級的，而非民族的行動。矛盾的是，當蔣宋的抗日變成了一個敘事的對象時，宋美齡求援的工作卻又顯得如此地有力，讀者豈能不抱有嘉許之意？嘉許她的抗日是不是就是嘉許資產階級立場？可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共生，透露出迂迴的訊息：那些故意對她抗日表現鉅細靡遺刊載的作家們，隱然懷有顛覆馬克思史觀的意圖！
最後，時下的臺灣女性主義者批判父權機制的呼聲中，宋美齡作為近代中國罕見的女性國家領導人，其經驗竟乏人問津。若非簡單假設她系忠心追隨老蔣總統，因而有父權幫凶之嫌，則亦因她不符合臺灣的本土化標準，而不能成為此間婦運界的參考起點。以至於前此為她百歲慶生時，找不到兩性學界的人，願意就這位生前備受世界政壇禮遇的第一夫人，和她對中國人的國家和兩性關係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嚴肅的討論。偏偏臺灣人目前最困擾的，就是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與冷戰束縛後，記不得原有中國人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在此，人們對蔣夫人的距離感，準確地反映了臺灣人的失落，和不得不自我女性化，取悅帝國霸權的哀怨。
西方有人藉蔣夫人將中國女性化，是假裝忘記自己曾拜倒於她的丰采，他們偷偷擔心中國真如夫人所願地西化後，會軟化西方的先鋒氣質。大陸有將夫人醜化，居然是想藉以吸引讀者，於是透露了人們對封建、資本主義又疑又愛的心結。其官方擺盪在階級史觀與民族史觀之間，抓不著自己，利用對夫人作些模棱兩可的評價，隱藏困惑。臺灣人事非關己的模樣，則徹底是要逃避自己，人們不能像西方或大陸一樣，將夫人當成對象來把弄，因為夫人融合文明的本事，將揭穿此間那個虛構的主體性背後，空無一個文明立場。
文明問題方興未艾，殘忍的政客正在把全球化之下，因為自己身份流失而困惑的人們，動員成互相仇恨的群體，藉以攫取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此，宋美齡之逝世豈只是一人之際遇？恐怕更象徵著一個文明衝突危機的迫近。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