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後果

作者:陳小雅 發表:2003-11-02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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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治權力被限制的程度,人們習慣分出兩種政體:凡政治權力按照最高統治者意願進行分配的,稱為「專制政治」;若按照「民意」進行分配的,稱為「民主政治」。然而,上述兩種「純粹的形態」常常只存在於發展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社會中,在一些動盪頻仍、政變迭起的國家與社會,那裡的政體不論簡單地劃入哪一類,都給人「足不適履」的感覺,以此套用中共黨內鬥爭、臧否人物,也不得要領。是否存在政治權力像股市一樣,按照「入夥分紅」的原則,根據加入者的「資本」進行分配的一種「股份政治」呢?一百多年前,John Stuart Mill(1808-1873)和Spencer Herber(1820-1903)就提出「國家是一種股份公司」的思想,不過,根據英國政治歷史發展的特點,它可能更傾向於其「經濟對政治的決定權力」,而在「東方」和其它更廣大地區,這「資本」的含義更廣泛罷了,它的具體內容,依特定社會的生長特點和成熟階段而各不相同。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描述的日耳曼部落裡,男人的「價值」在於他身上的箭瘡和刀傷,那時,躺在充滿野性的日耳曼姑娘懷裡,被數著傷痕的戰士,就是今日「傍小秘」、「娶二奶」、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大款」。

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文革回憶錄中,常常記敘人們當時的心態:大家在表面上都說「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但真正面對打倒老幹部的事實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會自問:難道他們不是對革命有「重要貢獻」和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嗎?張志新就是為這種信念付出了生命。可見,這個人們心目中的「重要貢獻」和「汗馬功勞」,是有「價值」的、有「權威」 的,是不依「最高統帥」的命令而轉移的。而一旦這些「價值準則」發生動搖,「原則的革命」就開始了。所以,林彪說「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過去革過命的命的命」──這並非一種胡說。

又如,1989年「六四」後在海外形成的「民運」,也是按照一定的價值準則進行權力分配的。這種「資本」,就是人們從事民運的「資歷」。如此,才有圍繞著天安門英雄、民主牆鬥士、六四黑手、民運之父、之兄、之嫂和XX喇嘛的「人力資源」配備、「經濟資源」聚集,進而至於媒體關注的「等級分布」……。這種政治具有兩種前途:向前進入民主政治,向後墮入專制政治。

同樣,當專制者威信急速流失,專制統治無法維持、走向解體時,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再次流轉,並重新分配,這也預示著一種「革命」的到來。目前的中國和70年代的中國,大致均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

筆者發現,當我們使用「股份政治」的概念看中國現代歷史時,不僅所謂「高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幫」的評價問題迎刃而解,就是那看來扑溯迷離、諱莫如深的「毛周關係」,也不是「不可言傳」的了。

「股份政治」歷史的起點,往往就是邏輯的起點。

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的權力,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所作的貢獻進行分配的。社會的資源和利益,也是依照與這些鬥爭和這個集團的密切程度,像波紋一樣,按等級分布的。由於這個「引力場」的客觀存在,為要生存和發展,人們必須像股市中的「小股民」追逐「強勢股」一樣地附驥於政治上的「強勢集團」,努力地越過自己所在的圈層,向中心靠攏。在這裡,人們「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自然而然地表現為自我「背叛」的權利,在「必要」的時候,踐踏他人權利的「權利」。又由於這是一種社會公認的「價值」,人們對那些在民主社會看來等同於「犯罪」的行為必然見怪不怪!

──這種「向心運動」的結果,就是核心權力的日益強化,而外圍最終全部喪失自我。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十年,專制政治自我「炒作」動能耗盡,直至自我否定。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最高統治者威信急劇流失,毛澤東既不可能再按照原來的路數統治下去,高層政治生活也無法照舊繼續下去,於是中國的政治出現了轉機。

然而,這次政治轉機,並未成為民主政治的起點。

隨著「解放老幹部」的開始,社會政治與經濟資源開始背離「文革權貴」的意願,按照舊有的「價值觀」重新聚合。毛澤東的「大樹」雖然未倒,但「東風」與「西風」的爭奪,已然勢均力敵……

而這種「股份政治」的回潮,確是由一筆「巨額」政治交易的成立為背景的。

周恩來幫毛澤東「圓謊」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我們已經談到,為要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掩蓋毛澤東親自發動、並寄予最高理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不得不與江青「串謀」,製造了一份「三年早知道」的文件─即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由於這封信的披露,人們才得以把林彪的「出走」-這一「文革」的最大失敗,無恥地宣布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但是,這齣戲得以成功上演,除了需要有江青的配合外,還要有另一位「幫襯」。而在中共黨內高層,有資格、有能力、有願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

那麼,周恩來是如何幫助毛澤東「圓謊」的呢?對於這一幕,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留下了難得的記述:

(1972年5月,批林整風匯報會)會議最主要的文件是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關於這一文件,周恩來5月21日說明如下:「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個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裡,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裡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了冷水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裡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443頁。)

──在這裡,周恩來主動承擔起八年前「在場」的角色,這無疑對毛澤東導演的這場戲,起到了「鼎力」證明的作用。也許事實正如周恩來所說,他的確在事發當時看到過那封信的副本,並且有其它「政治局委員」(據說是王任重)也讀過,為甚麼我們不可以相信周恩來,而一定要說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作弊」呢?除了筆者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對毛信本文內容所作的辨析外,我們還有其它證據嗎?

僅僅根據王年一的以上記敘,就可以提出四條質疑:

其一,關於這封信的面世,毛澤東為甚麼沒有留下一句話?

其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這封信是有可能的。但他未指明在何時、何地,也未指明是原件,還是其它版本。

其三,周恩來自稱讀到過毛澤東信的抄件。這也有可能。但他沒有說,他當時看到的那封信與發表的信是否內容相同。

其四,接觸過這些會議講話的王年一,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掌握者,亦不相信「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判斷,在整個事件的估價中,享有高於局外其它人判斷的地位。因為,在下面,他繼續寫道:

「到會同志學習了這一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到各組解釋這一封信。江青的解釋刊登在會議簡報上,她說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沒有根據,不合事實。……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公布這一信件,可能是想說明毛澤東對林彪早有認識。其實他回答不了過去何以重用林彪這一嚴肅而尖銳的問題。」(同上,1988年12月版443頁)

那麼,「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的這封信,到底是那種版本呢?根據當年「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賢回憶,是林彪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以後,毛澤東從他的檔案中找出的原件的「抄件」-和周恩來自稱在1966年7月11日在武漢看到的版本一樣,至於那封信的原件到哪裡去了?徐景賢說,早就被周恩來燒掉了!

請看徐景賢在《一封原件已燒燬的毛澤東信件》一文中,是如何寫的:

「這封信公開發表的過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告訴我們,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澤東這封信後,感到十分重要,給周恩來看了,江周商量,覺得應把這封信給林彪看,於是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但指示給林彪看後當面燒掉。當時林彪在大連,周恩來特地把信送往大連,給林彪看後當面燒燬。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喪大漠後,毛澤東卻從他的檔案裡找出了這封信的抄件,並決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原來,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寫完了這封信後,當即要隨身秘書照抄一份,原件發出,抄件存檔。為了使與會者相信信的真實性,周恩來特地把抄件複印後發給與會者過目,並帶回去各自存檔。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跡很稚拙,抄在直條紙上,上面留有一兩處改動,是毛澤東的筆跡,改動不大。周恩來並把抄件印成鉛印本,發給與會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香港《明報月刊》2002年月10月號)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周恩來的敘述,已經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在「王本」中,周是在武漢毛澤東那裡看到這個抄件的;而在「徐本」中,周是在江青那裡看到的(當時江在上海)。不僅如此,周看到的是毛澤東給江青信的原件。他不僅看到過這封信,並且握有這封信的「處置權」!

──這就給周恩來在這個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賦予了前所未有的「份量」。

那麼,周恩來是否當著林彪的面,銷毀了原件呢?林彪已死,沒有第二個人知曉。

但無論如何,周恩來事後還是選擇了幫毛澤東「過關」的立場。不僅他個人如此,連素來「低調」的鄧穎超也加入了這一「交易」的行列。徐景賢寫道:

「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後,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作了發言: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它人的發言,也都是這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蒐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同上)

毛澤東為何沉默?在這場「政治秀」中,毛澤東的「現場」態度,當然是人們評分的最重要依據之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雖然上場,但沒有留下一句「台詞」。

而事情的蹊蹺也許正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留下毛澤東的話,並不等於他沒有說話。他如果沒有說話,是不會有人「斗膽」去發表他的私人信件的。而根據以往的慣例,毛澤東字字如金,即使「放屁」一類的措辭,也會記錄在案;每臨會議,「最高指示」的傳達也總是要記敘在先,傳達在先,重點強調和專門學習的。但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卻沒有。這說明,毛澤東的話,是被刻意「隱」去了。那麼,誰能作出這樣的決定,隱去毛澤東的講話呢?誰敢作出這樣的決定呢?只有毛澤東自己。如果這封信真如公開的信息所說,沒有甚麼「來歷」的問題的話,毛澤東應該不迴避為它作一些說明。並且在說明時,也可以是理直氣壯的。但是毛澤東卻沒有。

──這是否說明,毛澤東是在刻意迴避一個今後將發生的「歷史的詰問」呢?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記載了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一段耐人尋味的談話:「毛在林彪事件後不久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然後又指著陪見的周恩來等人,語帶調侃地表示:『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周氏見狀,趕緊表示:『我們也犯了錯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的講話,1971年11月22日,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1-362頁)

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所示,毛澤東不僅早就看穿了林彪,而且洞穿了歷史,他何錯之有?他又有甚麼需要周恩來們「原諒」的呢?這段講話,對於他們精心製造出來的說辭,難道不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嗎?

所以,筆者認為,這與其說是毛澤東「言不由衷」的「調侃」,不如說這是毛澤東「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

是毛澤東自己,幾乎泄露了「天機」!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回贈」以上的這段話,不僅說明瞭毛澤東的心態,是一種「犯錯誤」的心態,同時也說明瞭有關「政治局委員」和周恩來選擇了「原諒」毛澤東的態度。而人們如何才能「原諒」毛澤東,而又能被這個自尊的「帝王」接受呢?一個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接受毛澤東為自己編造的說辭。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此時的毛澤東,作為「帝王」的威權,已經風光不再了。正因為如此,在這場「政治現代秀」中,他不能單方面地接受臣僚們對他的「饋贈(原諒)」,他也必須按照「股份政治」──禮尚往來的原則,給「贈與者」──即入股者以「回報」了。這一轉變,在數年之後──「主人翁」的彌留之際,已被毛澤東確認為「既定方針」。儘管絕大多數人對「它」的內容不甚了了,甚至懷疑它是否存在,但是,其實在「林彪事件」之後不久,人們已經在這個「新規則」中生活了。

不過,這種「新規則」的「不規則性」的的確確是由毛澤東態度的曖昧和歷史的詭秘造成的。

這裡,我們就要說到,在那次「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毛澤東給予周恩來的「回贈」。

王年一繼續寫道: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6月10日、11日、12日在會上作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報告。在講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周恩來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感人至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6月23日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中共中央又發了文件加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黨內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說過,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瞭解事件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大動亂的年代》,444頁)

──據稱,在會議的原計畫中,並沒有這些安排。那麼,毛澤東為甚麼要作出這樣一些古怪的提議呢?《晚年周恩來》的作者認為,毛澤東這樣作,並不是在「挽救」周恩來,而是在「整」周恩來。為甚麼要「整」周恩來呢?是因為他在病重時,曾許諾過要「交權」給周恩來,此時,他後悔了!他要把承諾收回來。(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373頁)然而事實是,這次會議以後,毛澤東並不是「收回」權力,而是更進一步地交出了權力。在黨的「十大」問題上如此,在四屆人大的「組閣」問題上也如此,在內政外交問題上也是如此。況且,周恩來的歷史問題「早有定論」,僅毛澤東自己,歷史上就有三次為周恩來「作證」,甚至留下了文字記錄;幾十年來,周恩來的「總理」地位從未因那些問題而動搖過。

那麼,如何解釋此後的毛澤東,並沒有停止過對周恩來的批評呢?筆者認為,這並不說明毛周之間沒有「交易」,而是因為這場「交易」存在極為複雜的內幕。何況,參與這個「交易」的還有「第三方」,即江青代表的「文革上臺派」。在毛澤東一方,他也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對於任何專制統治者來說,「交易」是被迫的。「交易」總是在力有不逮、勢所不及的情況下才締結的。正因為毛澤東是被迫的,他對「握有把柄」的人才更加防範,並對可能存在的「要挾」更加憎恨。這,也是歷史的規律,人之常情。

毛、周、江──新「三國演義」在世界歷史上,凡帝王與臣屬締結和約時,帝王就不再是帝王,專制政治也就無法再維持下去。

由於「四人幫」對文革的「貢獻」,他們在客觀上已成潛在的「強勢集團」,再加上江青對毛澤東這個「遊戲」的入股,她在客觀上手裡就多了一張向毛澤東「討價還價」的「王牌」,並因此而是成了毛澤東的「債主」。她不甘心「參與遊戲」的周恩來獨得「文革」後組閣的權力,更不甘於「文革」的最終果實,又回到「走資派」手裡。所以,她必然要「鬧事」。

在新形成的「江周對峙」中,「四人幫」已經掌管著「輿論王國」的大權,並伺機插手軍隊;周恩來一直掌管著「經濟王國」的大權,在軍內有著深厚的根基。毛澤東此時雖然仍象徵著「漢家道統」,具有「仲裁」的地位,但除了「軍事王國」以外,已無真正的「地盤」。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他都必須「聯合」一方去制服另一方。而在江周雙方的戰鬥中,「反毛」這種指責,已僅僅是一根打擊敵人的「棍子」,它絲毫也不意味著自己是忠誠的。在這場「新三國演義」中,三方「交火」的地段,一在人事、二在外交、三在教育。每一次「摩擦」都是以毛澤東的「合縱」或「連橫」了結,而又不能根本解決爭端。例如:

就在「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後,毛澤東關於「伍豪事件」的指示並未落實。王洪文甚至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將有關「伍豪啟事」的敵偽報紙找出來,另處存放,以備將來再用。(見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鐵驥《最後的鬥爭》,均載於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6、353頁。)

就在周恩來一口氣解放175位將軍(謝國民《175位將軍的解放》,同上書,307-320頁)的同時,毛澤東發動了指向「興滅國,繼絕世」、「克己復禮」的「批林批孔」運動。但當「四人幫」聯繫實際批「走後門」時,毛澤東又說「走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不要「形而上學猖獗」。

基辛格訪華期間,周恩來因私自會見基辛格,洽談軍事合作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掀起了一場大批「右傾投降主義」的風浪。在之後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到要「準備打仗」時,甚至含沙射影地暗喻周恩來「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但當江青、姚文元把問題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控周恩來 「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時,毛澤東又指責江青,「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71頁)

當「四人幫」仿照延安整風的調子,借批「經驗主義」責難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時,毛澤東又說「教條主義仍是主要危險」。並說江青,「我看她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不僅如此,在1974至1975年間,毛澤東還多次批評江青「有野心」,批評他們「搞分裂」、「搞四人幫」小宗派;說「總理還是總理」,讚賞鄧小平的 「鋼鐵公司」(意指鄧小平有原則,不向江青的「鋼鐵公司」和「帽子公司」屈服);甚至明示王洪文不要翻來覆去,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但是,這並沒能制止 「四人幫」的聚集,和政治上的一意孤行。

1975年5月,毛主席甚至幾次提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以上毛的談話,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95頁)

──毛澤東此番的講話,並沒有收到上一次「逼」走林彪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不是「四人幫」乃一干「無用文人」,沒有「天馬行空」的資本和逃路,實因毛、林當日的「君臣關係」到這個時代已不復存在。對此,毛澤東是心知肚明的。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到了《紅樓夢》的「賈母之死」,他說,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哭是共性,但傷心之處不同。我勸人們去看看柳嫂子同秦顯家的爭奪廚房那段描寫。(徐中遠《毛澤東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頁)

毛澤東還說江青:「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不在她眼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95頁)

關於毛澤東與江青和四人幫的「新關係」,徐景賢還有一個生動的細節記載:

「在鉛印(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引者注)印發時,江青要求把原信開頭的稱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經請示毛澤東,沒有同意,只是在作為中央文件印發時加了個標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一封原件已燒燬的毛澤東信件》)

──此時,在江青眼裡,毛澤東已不僅是一個「土包子」,而且是一個集頑固、老邁、衰朽和說謊於一身的「可厭」的人了。就連一個小小的王洪文,也把毛澤東的勸誡當成耳旁風。對於他的這幫「好學生」來說,他存在的唯一意義,只剩下幫助他們在未來政治權力的格局中多掙得一些「份額」了。

毛澤東的晚景,怎一個「悲涼」了得?!

得不償失的周恩來「新三國演義」的格局已成,但毛周交易仍然留下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周恩來「甘願入夥」,究竟得到了甚麼?所謂「投降問題」到底能否立案?它到底是毛澤東的「鬆綁」,還是出於疑慮、報復而為周恩來套上了一個牽制的「籠頭」?其疑問,因下面幾個問題的存在,而凸顯出來:

其一,周恩來的問題早有「歷史定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歷來以善打政治「太極拳」著稱的周恩來,這一次卻顯得不那麼瀟灑,也不那麼「超脫」。他有甚麼必要真的按照毛澤東的安排,去作一次說明?這看上去猶如有人說他「有尾巴」,他就急忙「脫褲子」一樣,先在尊嚴上就輸了一籌。

其二,如果「伍豪啟事」本是「空穴來風」的話,在這場重大交易中,毛澤東不是太「佔便宜」了嗎?

其三,最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自己,居然為這件本來「不存在」的問題十分「挂心」。鐵驥在《最後的鬥爭》一文中,記述了周恩來罹患癌症晚期,不得不再次動手術時,在手術室門前發生的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難以理解的一幕:

(1975年)9月間,正當江青等人帶頭「聯繫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中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憤起向「四人幫」一夥進行抗爭!

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中憤然提到:……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20日下午2時,在即將進人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講話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掙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52-353頁。)

──連骨灰都不打算保留的周恩來,有甚麼東西如此「放不下」?

2003年10月18日於北京

轉自新世紀 (原載民主中國2003年11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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