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信訪局局長周佔順日前接受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的採訪時，指出了當前信訪事件中的4個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在信訪工作上最具發言權的人士，對信訪事件進行如此細緻量化的定性分析，無疑可以為各級政府如何對待信訪事件、上訪群眾方面，提供新的參照和警示。
由這4個80%及周佔順局長對此進行的具體說明可以看出，信訪群眾中的絕大部分人不是無理取鬧，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因為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又沒有得到及時解決，才走上信訪之路的。如果各級官員都能以群眾利益為重，將群眾面臨的問題解決於基層，則大部分信訪事件本可以不必發生。
北京青年報分析文章指出，造成大量信訪事件出現的責任，主要不在上訪群眾，而是在於某些地方的黨委、政府。因為群眾面臨的具體問題未能在基層得到妥善的解決，才造成大量群眾的逐級或越級上訪，以至於形成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
大量「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和認真的對待，群眾反映問題的渠道和解決問題的途徑都不夠通暢，才造成大量信訪現象的出現。而「毛細血管」的堵塞，對社會肌體的危害同樣是嚴重甚至致命的。
明報報導說，「上訪」是中國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它始於文革結束後不久，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監於當時上京申冤者眾，於是決定在各級政府設立專門接待民眾投訴的「人民群眾來信來訪辦公室」。之後，《國務院信訪條例》也用法律形式，明確規定了公民的信訪權利。不過，地方當局對上訪制度往往既愛又恨，態度複雜。
根據信訪條例，中國公民、法人和其他團體組織，「可以採用書信、電話或走訪等形式，向各級政府或行政機關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和要求」。這本來也是中共「密切聯繫群眾」的法寶之一。
中國官員出於「報喜不報憂」和「保烏紗」心態，視民眾上訪為「抹黑地方」、「和領導過不去」而大加打壓，甚至頒令「禁止越級上訪」。上海當局前不久對進京上訪投訴的市民大動干戈，甚至派便衣赴京將上訪者強押回上海，便是典型。
至於海內外知道上海一名普通律師鄭恩寵的名字，還是要拜曾號稱「上海首富」周正毅所「賜」。上海一批拆遷戶不滿拆遷賠償，憤而向北京告御狀，揭露周正毅勾結官員掠奪弱勢百姓的利益，令他們喪失棲身家園。而率領拆遷戶與官商抗爭的，正是鄭恩寵。
分析人士說，民眾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向衙門上訪甚至到北京告御狀，是法律賦予的權利。然而，一些地方官員卻視上訪百姓為刁民，肆意阻撓。北京也將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劃為禁區，將上訪者視為「滋事者」。其實，上訪本是依法行事，且本已困苦的百姓，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又願意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告御狀。當局在處理上訪者時，切莫以法律的名義踐踏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