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封建統治者雖然在他們的法律中取消了「腹非罪」罪名，但那些異議人士的命運和下場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好的改變。因爲歷代封建統治者都以其他新的罪名鎮壓異議人士。「文字獄」便是他們對付異議人士的一種。因言獲罪、因文獲罪、因詩（詞或歌）獲罪、因字獲罪，等等。甚至，統治者隨意對老百姓的言語或文字進行臆測和歪曲，就可將他們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就發生多起「文字獄」事件。
以「民主、自由」等口號騙取中國人民信任的中共奪權篡政後，變臉就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讓人民感恩戴德，並要求人們絕對服從其統治，不得說半個不字，不得有任何異議。不管黨內還是黨外，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不乖乖順從獨裁者，都毫無例外的被整治、被鎮壓。在中共黨內，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殘死在毛始皇之手；胡耀邦、趙紫陽被鄧二世拿掉；楊家將、陳希同倒在江三代手下。五七年大鳴大放、七六年「四、五」運動、八九年「六、四」運動、九八年法輪功事件，中共無一不是以專政手段，殘暴鎮壓。
毛、鄧時期，中共鎮壓異議人士的罪名是「反革命罪」。在「反革命罪」這個大罪筐中，更有幾十個具體的罪名。如：「反標罪」、「反動言論罪」、「偷聽罪」（偷聽敵臺）、「私傳、私散、私閱罪」（散發、傳閱反動傳單、反動書籍、反動文件等）、投敵罪、叛國罪等等。
隨著改革開放、時代變化，江三代時期的中共>也作了一些表面的文字修改。過去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一章，現更名爲「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反標」、「偷聽」之類的荒唐罪名雖然取消，但其鎮壓人民的性質和功用卻絲毫沒有改變。非但如此，現行刑法中的「顛覆罪」和「煽動顛覆罪」比中共以往刑法更嚴厲、更反動。因爲有關這些罪名的法律條款規定十分模糊、十分富有彈性，更便於中共鎮壓異議人士，隨意陷人於罪。中共>第105條這樣規定:「以造謠、誹謗或以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什麼是造謠？什麼是誹謗？造謠、誹謗與揭露國家政府的腐敗、醜惡事實之間怎樣劃分？政權不可更換？制度不可變更？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當人民不喜歡現政府時爲什麼不可以換上他們喜歡的人上臺執政？當人民認爲有更好、更科學、更合理的制度時又爲什麼不可以變更新的制度？最不能容忍的是「其他方式」這一可以包羅萬象、可以作無限擴大、任意解釋的語言，竟然出現在中共刑法之中，這不是明明爲中共各級各類司法人員濫抓、濫捕、濫判、濫殺，大開了方便之門嗎？中國封建社會專制獨裁者打擊異己大興文字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江三代與時俱進、垂槍聽政、問罪異己、便可使用「其他方式」一詞！
封建社會的「腹非罪」，毛、鄧時期的「反革命罪」和今日中國的「煽動罪」有什麼區別嗎？除了文字的差異，沒有一點兒質的區別！都是爲了維護專制獨裁統治，都是思想犯罪，都是文字獄。被判無期徒刑的王炳章、至今尚無判決結果的楊建利、最近被抓的杜導斌，以及眾多被抓、被判的異議人士如黃琦、北京四青年、劉荻、羅永忠、翟羽佳等等，哪一個不是因言獲罪？不是江三代與時俱進文字獄的犧牲品？
一個政權，越是在穩定、興盛的時候，它就會願意並能夠認真聽取不同意見，接納不同思想和觀點，就會使其政權更鞏固、更穩定，走在一條良性迴圈的道路上。唐太宗從楝如流，方有大唐聖世。今日西方民主國家皆有一個或多個在野黨監督執政政府，並有廣泛的新聞監督和批評，政府按期、有序地更換，國家興旺發達。相反，當政權不穩、搖搖欲墜、危機四伏之時，執政者就越害怕批評，越要千方百計護短遮醜，越容不得異議，壓迫人家服從，維護其政權的穩定。從而走上矛盾積壓、擴大、激烈，最終不可收拾的惡性循環之路。中共若不更弦改轍，早作政治體制改革，就只能繼續惡性循環，直至終途末路。
在西方，因爲有良好的民主憲政機制，政權更替非但不是壞事，而且是促使各個政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高執政水平的一種手段、一種途徑。在中國也是一樣，既然政府已經腐敗透頂，理應予以更換。中共常常嚇唬人們說，如果沒有中共執政，中國社會就會大亂。因此，鄧二世說什麼殺掉二十萬換得二十年穩定也很有人贊成。其實這是極端錯誤的，也是毫無人性的。這是把政權穩定與社會穩定混淆，以掩飾中共的專政統治本質。如果我們也有一套良好的民主憲政機制，換其他政黨執政，肯定不會引起社會動盪，這已經被西方各國幾百年民主憲政史所證明。問題的征結就在於褐泄餐持握咧粻懫淥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