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悲痛未阻止奔走北京
康原說：「9月11號晚間，我正在香港一個飯店房間裡為第二天飛往北京的行程打理行裝。紐約跟香港有12個小時時差，此時我接到一個朋友從首都華盛頓打來的電話，他要我打開電視機。我看到一架飛機剛剛撞進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的北樓。我心裏充滿了不詳的恐怖，因為我知道飛機撞擊的地方大約正好就是我的表弟麥克爾擔任主管的坎特．費茲傑拉爾德公司所在的樓層。」
那一天康原經歷了失去親人的悲痛。然而，康原並沒有因此取消第二天飛往北京說服中國政府釋放政治犯的行程。中國司法部官員驚訝地看到這位長期從事改善中國人權活動的人士按時出現在他們面前。
成為中國人權鬥士
在過去10來年裡，康原已經飛往中國60多次，不間斷地跟中國政府對話，為改善中國政治犯服刑的待遇，並為他們縮短刑期和獲得釋放而奔走。他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美國國會1990年5月16號舉行的一次聽證會。正是這個聽證會改變了他以後的人生道路。
康原說：「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美國國會從1990年開始辯論是否應當取消給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當時我正擔任香港的美國商會會長職務，不同意取消，於是我作為第一個要求保留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人前往國會作證。在作證期間我向國會許下諾言，我將利用我在中國的關係，利用我所瞭解的在中國如何能夠辦成事的知識，來說服中國政府釋放政治犯。」
放棄商界高職和優越生活
為了履行諾言，康原放棄了香港美國商會會長和一家美國跨國公司副總裁的職務，也放棄了俯瞰海景的豪宅、家裡僱有女佣和司機的優越生活方式，開始了他單槍匹馬的孤獨奮戰。康原說，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這一選擇而感到過後悔。從康原1990年成功地說服中國政府釋放一名參加中國民主運動的香港學生開始到現在已經走過近15個年頭了。他記不清這期間他到底向中國政府遞交了多少政治犯的名單，僅僅最近的一次北京之行他遞交的名單上就有1百多名政治犯。
由於康原與中國政府的多年斡旋、反覆尋問，已經有大約3百多名政治犯或者提前得到釋放，或者減刑，或者有效改善了他們的服刑待遇，這包括以保外就醫名義提前獲釋的中國知名持不同政見者、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和西藏被關押時間最久的政治犯、76歲高齡的晉美桑波。
受到中國尊重斡旋活動有效
那麼，康原又是如何取得其他人權活動人士沒有能夠取得的進展呢？康原說，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曾經為撰寫有關他的報導前往中國向一名中國主管官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康原說：「這位中國官員回答說，康原批評中國的政策，但他提出批評的方式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他熱愛中國。他對我們表示尊重，他的對話具有建設性，並切合實際。」
30年在華生涯
今年52歲的康原出生於紐約市，在新澤西州長大後到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人類學。在那裡，他對中文發生了興趣，開始學中文。康原說，從他21歲抵達澳門直至今天，他在澳門、香港和中國差不多度過了他的整個人生時光。他娶了一位香港姑娘，育有兩個兒子。家人全都支持他的人權事業。
康原說，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將繼續尋找那些被掩藏起來的、或者被人已經遺忘了的中國政治犯，竭盡全力幫助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