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是人類歷史中的偶然事件，這種事件在人類的歷史中很多很多。歷史中的政變都是攫取權力，喬治亞的政變是人民收回權力。歷史中的政變是統治者與統治者的事，喬治亞的政變是人民和統治者的事。當統治者的權力受到覬覦時，政變就會發生。有時候，對這些偶然事件的思索，抵得過一百種政治理論。尤其在人民已經不信任她的統治者的能力的時候，尤其在人民已經懷疑她的統治者的合法性的時候，與其猶猶豫豫、一籌莫展，並最終放棄良好的理性和願望時，更是如此。
喬治亞曾經有過蘇聯共產黨幾十年專制的歷史，且是世界級、歷史級專制主義頂級人物斯大林的故鄉。但蘇聯解體以後，喬治亞人民沒有在自己神聖的土地上繼續專制主義，沒有因這個鞋匠的兒子的專制、殘忍、暴戾達極權力頂峰而無端的自豪和炫耀，像兒子炫耀父親一樣。喬治亞人民沒有「喬治亞出了個斯大林」的狂然和忘乎所以，喬治亞人民就是人民自己，而不是專制者和獨裁者的附屬物和實驗工具。蘇聯解體以後，喬治亞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有了人民參與制定的憲法。她選擇了謝瓦爾德納澤，斌予這個國家獨立的有功之臣的總統權力，並賦予了一次、二次、三次。在第三次的中途，他們懷疑了，需要收回自己的權力，於是，他們用抗議和示威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懷疑。他們成功了：謝瓦爾德納澤辭職了，賦出去的權力又回到主人這裡。
一場政變就這樣完成了。
政變的當事者是反對派及民眾、總統、軍隊三方，三方都在政變過程中保持了克制，設有讓事態向流血跨越哪怕微小的一步。這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厭惡和憎恨流血、鎮壓的政變文化。這種政變文化植根於更深一層的社會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秩序、尊重法律。還有一層就是「對超驗的敬畏和尊重，沒有這種敬畏和尊重就會導致對一切的不尊重」（捷克總統哈維爾語）。換一個視角，這是一種有別於鎮壓示威者的政變文化，是一種有別於「政治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文化，是一種「使得政治成為不需要付出生命代價的職業」（劉軍寧）的自由民主文化。（當然，我這裡闡述的是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種類民主。同樣，我關注的是不流血政變，政變以後的政府是否比政變前更好，不在此關注。）
在這次政變中，當事者三方的立場是這樣的：首先，反對派及其民眾進入議會大廳後，克制了製造暴力事端的狂熱。其次，是總統：「我沒有命令軍隊採取行動，因為我清楚鎮壓示威者將會導致流血。」最後，是軍隊，她的一位司令官的聲明稱：「如果謝瓦爾德納澤命令我鎮壓抗議群眾，我將公開『抗旨』，我不會把槍口對準喬治亞人民。」想一想，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反對派及民眾，這樣的總統，這樣的軍隊，她還能再向上帝祈求得到什麼？
喬治亞是個信奉東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國家（不是官方意義）。該宗教對於社會政治的意義，在於有一個超驗的維度，這個維度融構了人的社會責任感和自尊自重。人類歷史也實證了這一超驗維度必不可少，實證了在同一時期不同國家裡，有超驗維度和沒有超驗維度的社會政治災難的性質和程度的差異，有無超驗維度融構的民族、社會精神是不同的，喬治亞能夠在歷經蘇共幾十年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專制後，又回覆其具有超驗維度精神文化，在這一次不流血政變中得到了當然的凸顯。
當然，喬治亞這次不流血政變有相當的制度因素。她有一部好的憲法：「1、對民眾的保護（它帶來了自由的人民）。2、民眾的權力（它帶來了堅持己見的人民）。」（薩托利）但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憲法，也需政變行為者的行為支撐，況且，喬治亞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國家。這樣，這些政變的當事者對於流血政變的理解和拒絕就顯得特別重要。
該政變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的事實，還有政變文化產品的意義。它可以被研究、被認識、被輸出、被享用、被仿效。它對於一些國家和民族的民主化進程，喚起的是被迫害和流血的記憶和比較，並從記憶和比較中獲得希望和希望的能力。當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衝擊著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社會層面，從統治者到民眾，從思想到政治現實，是國家都不能倖免。但它最終衝擊的是個人，是支撐政治制度的個體的政治辨識、心理情感和行為方式。一當這個基礎層面改變，賴以建立其上的社會政治制度就得重新構建。
當然，當前的民主制度儘管是人類迄今最不太壞的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但她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歸宿，她只是人類繼續前行中較專制為好的制度，她只是一個過程，她的歷史表達式是：－－專制－－民主－－民主後－－
儘管如此，民主對於尚處於專制（不管哪種形式的專制）下的國家和民族，依然是一個非經歷不可的歷史過程。歷史證明，經歷過民主與否的國家和人民，其尊重自己和愛好和平的能力是有霄壤之別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喬治亞不流血政變的意義。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型，歷來只有造反、起義、戰爭等幾種形式，每一種形式都要以流血為代價。人類終將告別流血的 政治。如果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是歷史的必然，不流血政變就是這必然中的偶然。這就是喬治亞不流血政變的意義。
公元2003年11月30日
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