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我想追問的是：這種表白是不是他內心深處真實的情感、他能以此感動自己？抑或是一種表演的姿態，僅僅為了感動他人？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溫家寶先生大談愛國主義的場景，也看到了華盛頓豪華酒店裡的美酒佳餚。此時此刻，我卻想起了我在獄中受難的朋友楊子立。在宴會上吹噓愛國易，在監獄裡堅持愛國難。
「新青年四君子」楊子立、徐偉、張宏海、靳海科也都把自己看成是愛國者。他們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楊子立信仰自由主義，徐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在張宏海的思想中有相當的民粹主義成分，但在「愛國」這一點上，他們都是相通的。正因為這種相通，使得他們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時代裡，依然堅持五四時代文化思想啟蒙的理想，致力於探索中國變革和進步的真理。他們或者深入建築工地給民工講授語文和法律知識，或者主辦個人網頁宣傳民主和憲政的理論，或者騎著自行車數百公里到農村作社會調查……雖然生活在貧寒之中，他們卻以青年人特有的純真和朝氣感動了身邊許多的人。然而，僅僅因為組織了一個學術沙龍性質的「新青年學會」，他們就被特務機關秘密綁架，在關押了近三年之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的嚴重罪行，分別被判處十年和八年的有期徒刑。
正是溫家寶先生領導的愛國政府，實施了對這四位愛國青年的逮捕、囚禁、審判和虐待。我不禁想問：既然大家都是愛國者，為何會有如此天壤之別的命運呢？一群愛國者為何要對另一群愛國者下此毒手？難道愛國也是一種「專利」，只允許溫總理一個人愛，而不允許楊子立等平民百姓愛？我還想起了八十年以前組織「新民學會」的毛澤東和組織「覺悟社」的周恩來。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並沒有因為組織學會而受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審判。他們的學會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參與，成為五四之後兩個重要的學生社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一代青年卻連這一丁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組織一個只有幾名成員、討論文化啟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學會」，居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新政權難道比舊政權還要脆弱和心虛嗎？要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轉世，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組織「新民學會」和「覺悟社」，他們的下場會比「新青年學會」諸君好嗎？
然而，我又發現，溫家寶先生顯然不是把「愛國」作為自己的「禁臠」。在美國訪問期間，他一有機會便用「愛國」來感化和吸引海外華人華僑。與這些號召自相矛盾的是，在國內真正去愛國的四個青年，卻要在監獄之中度過他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不僅如此，就連他們的家人也受到特務們的騷擾和恐嚇。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長期被特務跟蹤和竊聽電話，特務們威脅其所在公司的經理不得雇佣她，威脅其房東不得向她出租房屋。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下場──不僅自己深陷大牢，而且連單純的妻子也不得安寧。我想詢問溫家寶先生：這樣的國家，誰還敢去愛呢？
在我的心目中，楊子立們比溫家寶們更愛國。中共政權將「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加諸於四個愛國青年身上，比南宋政權將「莫許有」的罪名加諸於岳飛身上還要荒謬和可恥。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曾經說過：「國家是屬於人人的國家。屬於人人的國家，人人對於國事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如果我們批評替國家辦事的人沒有把事辦好，這當然不能視同『危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隨便亂加的。如果說把問題徹底談明白就是『危害國家利益』，那麼說假話騙人，把真正嚴重的問題掩飾起來，就算是『維護國家利益』嗎？國事辦理的好壞，與國人息息相關，因此大家應鬚髮抒意見。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軌。」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所描述的近半個世紀前發生在臺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半個世紀後的大陸。
溫家寶先生在美國大打愛國牌，在其高亢昂揚的言說背後，我卻發現了某種虛弱和蒼白。究竟什麼樣的國家值得它的公民去愛？「愛國」究竟是自發的還是需要去號召的？網路作者「心不太急」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家既不抽象也不神聖或神秘，它在本質上只是公民實現自己福利的手段，如果這個『手段』的專職工作人員拚命提倡和鼓吹公民們要愛這個『手段』，甚至把作為實現福利的手段而存在的『組織』當作最高價值、最終目標、並不惜一切代價去『愛』、甚至置作為最高主權者的公民的性命於不顧也要『愛』，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實現福利的『手段』已經出了問題，或者這個『手段』已經被通過委託而產生的專職工作人員擅自佔有、壟斷、劫持而異化為只為他們提供牛奶和麵包的『私器』了。如果這個『手段』在建立之初就鼓噪『愛國』，那說明它一開始就是矇騙公民的『私器』而非『促進普遍福利』。」因此，他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一個國家需要不需要民眾被動地去『愛』，也就成為檢驗這個國家好壞的標準了。」這就是關於公民個體與國家和政權的關係的常識，希望溫家寶先生好好學習學習這些常識，在號召海內外的中國人「愛國」之前，尊重每一個公民愛自己和愛國家的權利。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