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早期文革時，葉向真作為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領袖，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但她只是極為簡單地幾句帶過，全部敘述加在一起只有58個字，既沒有交代她參加紅衛兵的過程，也沒有任何具體細節的敘述，而對江青整肅葉家、葉家子女因此受難的細節的敘述則詳實生動，有起因、有過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細節、體驗和所受到的身心傷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佔了一萬八千多字的採訪文字稿的25％以上。
因為葉劍英與江青爭吵，氣憤得難以自控，以手擊桌折斷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葉家子女的厄運隨之而來，紛紛被投入監獄。她講了自己在功德林監獄中的經歷，一個人關在九平米的牢房裡，見不到家人，最後半年才見到家人送來的日用品和書籍；她很孤獨，沒有放風和其他活動，冬天的牢房冷得結冰，只好自己解悶，把掃帚上的苗種在小鐵盒裡，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練字，向看守撒謊，甚至在剛進監獄時企圖自殺。她的感受是：「我想不通啊，我幹嗎從小太陽，一下變成了個小煤球，小糞蛋兒呀，就這麼一個處境，從天上掉下來，在熬不過去的時候，想死了算了，還想怎麼死痛苦少一點，想來想去，都想過。」
她出獄回家之後才知道：她丈夫劉詩昆、大哥葉選平、二哥葉選寧、大姐葉楚梅、大姐夫鄒家華連同一個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別關押在功德林監獄，監獄環境非常惡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結冰，「水都不給你喝夠的，一天兩碗白菜湯，四個窩頭，就是一天。我姐夫鄒家華，最後，沒有地方喝水，沒有足夠盛水的容器，最後你猜怎麼著，把膠鞋洗乾淨，裝水喝。」因為看守們認為：「反正你們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帶著階級仇恨，就這樣。」
出獄後，她經歷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語的折磨：「回來以後呢，我就傻呆呆，這個時候他（葉劍英）看見我的時候，就是坐那兒跟我說了會兒話的時候，我傻呆呆，那時侯，他流眼淚了。」
葉向真還特別講到林彪倒臺後，江青自知無法整倒葉劍英，就假惺惺地來葉家表示慰問，葉家人誠惶誠恐地接待，她馬上讓孩子叫「江青奶奶」，而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卻不接受葉家孫輩叫「奶奶」的稱謂，而非要讓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葉家挨整的全部責任推到林彪身上。她說：江青「來了以後，一見我爸爸，哎呀，老帥呀，這個女兒受苦了，她說這些人呀，林彪他們這些人真壞呀，他不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專案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而以後的檔案材料證明，抓葉家子女「都是江青親自批的。」
面對這些記憶中的災難，葉向真唯一的內疚是對家人。她說：因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過出名，太過折騰」和「太活躍」，給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開刀，當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夠把葉劍英給弄下去。」「因為我給家裡頭已經帶來很多麻煩了，……我到現在都很內疚，……」
然而，在她自己的敘述中，從來沒有告訴觀眾：她在文革中是怎樣就「太過出名」、「太活躍」和「太過折騰」，她是否對其他人造成過傷害？自然，內疚和懺悔也就無從談起。
眾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造反，大都是高幹子弟所為，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聯動」橫行北京，公然提出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實施過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遇羅克之死以及眾多被株連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直到現在，這些造反先鋒對當年的回憶，要麼是純潔青春和理想主義，要麼是父輩和他們自己如何受難，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揪鬥、打砸搶、私設公堂等野蠻行為，也基本不提他們強烈的奪權動機，更不會向他們的受害者表示絲毫懺悔。
文革大災難已經過去將近38年了，但對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於官方的壓制和封鎖，更在於個體的良知匱乏，從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到九十年代的諸多回憶錄，他們非但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個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謙卑懺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無悔」的大義凜然！
葉向真曾經拍過轟動一時的電影《原野》，在改革以來的中國電影史上，那確實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傑作。只是不知道，她何時能夠以還原歷史的態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銀幕。
在採訪中，葉向真也透露出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頗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葉劍英負責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確保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秩序和安全。葉向真回憶說：老一輩對文革中的年輕人造反也挺興奮的，「但……有一次回來，他（葉劍英）就說，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滿天安門的那個廣場都是紅衛兵啊。他說等到那個紅衛兵都退走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天安門廣場揀了很多的金條。」
記者問：哪來的那麼多金條？
葉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裡頭，知識份子也好啊，或者過去的一些老的資本家，就是家裡都有一點底兒，存有點底兒的吧，紅衛兵把這些都搶來，金子沉啊，擺在自己的口袋裡頭，一高興，一擠，一歡呼的時候，那金條都從兜裡頭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揀回來好多金條，當時他就非常感慨，就說了一句，他說如果這樣下去，……這個年輕人都不知道會怎麼樣。意思就是說，這樣的一種群眾運動，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這個問題上就已經打了問號了，那我們年輕人不都這樣都給搞壞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幹什麼幹什麼，就是紅衛兵那時候可以為所欲為，他說，看著這些金條啊，他說這把我們年輕一代的，搞不好都毀掉了，……」
想像一下當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澤東的熱淚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歡呼，是愚昧盲目到喪失理智的狂熱；另一面是擠掉在狂熱人群中的金條，是貪圖抄家金條的陰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對人性邪惡的縱容上有著內在的一致：紅衛兵造反就是以毛澤東旗幟進行的公開搶劫。
極權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對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勵只能是鼓勵缺德者而懲罰有德者。在絕對強權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滅人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使人變成了毫無自主性的奴隸，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無私的革命狂熱中，紅衛兵私佔抄家財富的行為與奴隸的怠工、偷懶和盜竊財物沒有實質區別。再造新人之難於上青天，只能證明企圖進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時代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再造共產新人計畫，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麼不堪一擊。今天再反覆強調紅衛兵造反是純潔青春和理想主義，是為了掩蓋參與者的真實動機，並尋找推卸罪責之詞。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說全無理想主義成分，但也使人的權力慾和破壞欲有了盡情發泄的機會，對權力的貪婪和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起碼是導致各派之間的相互打殺的深層原因之一。所以，「奪權」才會成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號。
向走資派奪權也好，與封、資、修爭奪上層建築的領導權也罷；打倒高層的劉鄧陶也好，讓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罷，無論打著怎樣的旗幟「奪權」，從毛澤東到諸多紅衛兵頭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義，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僅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權力！「一切向權看」才是文革的真相：對於毛澤東而言，要得是實現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他要統治中國的絕對權力，所以寧可冒著天下大亂的危險，也要清除一切絆腳石；還要充當世界領袖的絕對權力，所以寧可冒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領袖，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於文革中的其他風雲人物而言，是通過向毛澤東（最高權力）爭寵來實現各自的權力野心，無論是三呼萬歲還是凶狠整人，其目的皆是極為自私的：或為了個人的政治進步，或為了個人的自保，理想高調不過是自私的權力動機的遮羞布而已。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一面是意識形態的高調偽理想，是雷鋒式新人輩出的宣傳灌輸，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廝咬的殘忍現實，是揭發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無法無天。
難道聖潔天安門廣場被幾根金條玷污了？非也！金條的閃光所顯示的僅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計畫都是戕害道德的烏托邦，強制播種絕對完善的人性種子，收穫的只能是極端邪惡的獸性果實。因為，這樣的烏托邦服務於獨裁者的絕對權力，而國人的最大不幸在於，從延安時代就開始推行這種烏托邦的毛澤東，卻恰好變成了中國的毒太陽，長期超強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變成寸草難生的沙漠。
所以，鄧時代「一切向錢看」的道德荒蕪化，其實早已在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義不過是的拜權主義的變種。毋寧說，廣場上那狂熱的歡呼和散落的金條，就是「拜權」與「拜金」的絕妙結合。而在中國，「拜金」深層是「拜權」，因為這個制度的遊戲規則似乎就是：有權就有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