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開始反省自己：我這傻大姐到底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讓那位善良溫和的邱先生望風而跑。
記得討論伊始，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告訴我們，說香港方面對上海、北京等中國幾個大城市做了一個調查，瞭解每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高收入階層人士的價值觀，發現這些高收入人士「最欽佩的十個人」中，其中六個人是政治人物，如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宋慶齡，雷鋒，其他還有魯迅、李嘉誠、蓋茨、愛迪生。
記者的問題是：這樣的選擇，反映了中國高收入階層的什麼心態？
邱先生開頭的發言非常有水平，他的大意是說：中國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有一些矛盾現象。這些高收入人士在發財之前就屬於社會主流，社會快速發展之後，他們的發達與政策有關，因此他們感謝政策。他們欽佩的政治人物也是傳統的，這說明經濟還沒有完全取代政治。
我馬上對邱先生的分析表示贊同。我說高收入人士的這個選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們的選擇由於他們自身較好的處境。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和資產階級大款李嘉誠、蓋茨全放在一起「欽佩」，這反映出他們崇拜的不是權力就是金錢。此外，魯迅是中共讚揚的「民族魂」（其真正意義反而被忽視），雷鋒是黨的馴服工具，所以高收入人士也就按照黨的宣傳去「欽佩」一下。在這個選擇中，主要看到人們「權錢至上」的心態，看不到多少獨立人格和人文關懷。
本來我和邱先生還可以求同存異，但記者追問的一個問題，使我們不得不對立起來。記者問：「是否由於中國當局的新聞封鎖，這些高收入人士不瞭解真實情況，例如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來》，國內的人看不到，因此他們仍然崇拜周恩來？」
邱先生對此完全否定，他不承認由於新聞封鎖而導致這個選擇，說國內這些高收入人士大都能夠上網看新聞，海外怎麼說，並不能改變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所做的選擇。
我卻一口咬定，這正是中共五十多年來的新聞封鎖和信息鉗制的結果。國內人士一代又一代受到共產黨單方面灌輸的愚民教育，讚頌「毛澤東偉大、周恩來偉大」的宣傳遍及媒體、藝術、學校和家庭。人的觀念往往是「先入為主」的，這些高收入人士在其成年後，如果沒有很強的客觀求實精神，就很難改變他們從小從社會、學校、家庭裡接受到的看法。
邱先生在北京的房間有點噪音，在美國的記者請他那邊安靜一點。我在天寒地凍的北歐繼續質疑：「如果沒有新聞封鎖，如果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瞭解毛澤東執政時，幾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例如被餓死、被迫害致死，那麼，還會有這麼多人公認毛澤東這個大惡棍是『最受欽佩的人』嗎？」
邱先生終於忍耐不住了，他說這不是討論問題的方式，於是就扔下電話走了。我很抱歉，我只是談了一下毛澤東那眾所周知的劣跡，他似乎就害怕了。但願我們的討論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麻煩。如果批評死去多年的毛澤東，在當今中國仍然是言論禁區，那麼，邱先生不承認的新聞封鎖、言論鉗制的問題，在中國就更是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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